无情世代,余事若觉
寻找的故事
四月中,夜,从D6空间往外走,不少人还在谈戏,谈王国庆,谈复仇。这一条散场之后的路上,人们谈论的是舞台剧《乌合之众》之后的余味,谈的也是结论。“复仇”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写在舞台剧的介绍之上,也是一些人对男主人公王国庆所做事的定论。创作者发声说,“故事主线是关于一个男人‘复仇’的故事,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复仇剧’”。这一次演出的好处,大概正在这个“不仅仅”中。“复仇”本身在舞台之上是颇为正典的主题,西方的哈姆雷特、从前的赵氏孤儿,咦?好像更多的还是“王子复仇记”。王国庆何许人也?父亲是兵工厂的主任,母亲没有交待,编剧喻荣军讲,他的家乡有种餐鲦鱼,这种鱼需要头鱼引领着,王国庆看似也不是头鱼。一个普通的、个体的王国庆,生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王是大姓,国庆是常见的名字,他生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因而在他最初登场的十三岁,人,未必是多么成熟的。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和那些需要复仇的王者,大有不同,因为王子如能复仇成功,那么王位与王朝、财与权都是可以预见的斩获,而王国庆的复仇无论取得百分之多少的成功,都不可能重获母亲的生命,那些本该母亲陪伴他度过的岁月,也已经不能重来。没有人对王国庆说,“你要复仇”,没有人给他提供预期收益的蓝图。简而言之,王国庆复仇的过程不包含复仇之后的繁衍。复仇,是一个终点。
《乌合之众》有大量的旁白叙述,这是一个文学的味道。当文学进入生活,那便是讲故事。讲故事,听故事,看故事,讲的、听的、看的都是过程。从结果上看,可以说《乌合之众》讲的是复仇的故事,但是过程本身,这有可能是一个“寻找的故事”。
从北京至上海,最后又到香港,四十年,王国庆一直在寻仇,寻找杀害母亲的丁建国。他又不仅仅是寻找丁建国,他要找生命中缺失的部分,他还要找复仇之后的收获。这个“寻找”从一个不成熟的年纪开始,因此,可能也是一个不成熟的驱动力。“寻找”起始于无意识,在混沌中发展,紧贴着王国庆的一生,别具原始的、难解的巨大力量。这个寻找对于十三岁的少年、六十多岁的男人,都比“复仇”本身有着更大的意义。
假使我是王国庆,杀母仇人丁建国和他的儿子受到惩治后的苦楚,远没有惩治他们的过程珍贵。之于王国庆,最切身的还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困惑。
人物的故事
沪上有青年评论家张定浩,他写“中国人最好的故事,不在传奇志怪里,而在史书列传中,在记录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乌合之众》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讲的,正是主人公王国庆的生命之旅。
重庆、北京、上海、香港,地点上的变化,作家冯至早前写《伍子胥》一度用过,他写伍子胥几年没见父亲,又辞别兄弟,一路出奔,从城父走到吴市,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如同《乌合之众》里的王国庆。在上面两个故事里,伍子胥和王国庆都是中心人物,但是其他的人没有帮助他们解决生命的困境,故事中没有对中心人物的绝对配合。针对王国庆而言,他的父亲、兄长不能够体验他的悲哀,反过来说,王国庆也没有理解他父亲兄长、仇人丁建国等人的遭际。王国庆是一个简单的人,也因此充满力量。母亲死,打听仇人,找仇人。在每个环节��间,他没有一个纠结的迂回,及至最后他放弃了在肉体上杀死丁建国,那一双垂下的手,都只是自然下落。在至亲者不能理解、帮助自身承当人生时,王国庆独自走完了一条风雨路。他的路线并无设计感,一如他的婚姻,只听到对方也是在同一时期失去亲人,立刻一拍大腿,坐定,婚礼。他的诉求不多,容易满足,这已经十分宝贵,更宝贵的还在他不抱怨。
王国庆定然不是领头鱼,虽然他和伍子胥一样,无援、无告,虽然他有红衣贤妻,伍子胥有“从草绿中长出来”的浣衣女,又都为了艰苦命运,舍下了神圣生活。如果说伍子胥后来生长成为了易卜生笔下“人民公敌”似的人物,而王国庆终于只是很快将被忘记的普通人。
编剧讲,写王国庆正是因为想到“人民公敌”对面的熙攘人群,“人民公敌”往往是孤绝的,可是泱泱众人中的王国庆、丁建国,他们也都是孤绝的。这泯于众生的一条命、一生人,也背负着他们的烦恼、困境、命运。“人民公敌”的对面,看似群像,实则仍是许多独立的面孔——普通人的脸。
之于观众,最切近自身的,也正是一点儿普通人的故事。故事好看,正在于普通人四十年间在城市里飘荡,历史发生在他身上,无情世代没有摧垮他。他不是丰碑、旗帜,人们在街上打一辆车,司机可能是王国庆;人们在小店里吃一碗面,往面上铺浇头的可能又是一个王国庆;人们走到乡下去摘桃子,桃园主人也可能是王国庆。人活着,不做领头鱼,也是有人生的,也是能活出宝贵来的。这样的鼓励,对普通人很切身。
对话的故事
说《乌合之众》是人物的故事,又不仅仅是一个王国庆,还有躲着王国庆的丁建国。如果说王国庆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一段话,那么丁建国则是要与他对话的另一段话。他们共同存在着。
《乌合之众》长了张好看的脸,大抵因为背后有一些些无声又丰厚的灵魂。这一次的舞台剧暗含许多“对话”,剧中,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对话,这段对话之后,丁建国杀王国庆之母。剧里剧外,又有现实和艺术创造的对话,大主题是讲苦集灭道,但又能在点滴的小时刻逗得观众笑,这是因为挂了现实元素到永恒主题之树上。编剧喻荣军和易卜生的对话,鲁迅赞易卜生写的“人民公敌”是“地球上至强之人”,那么至强之人的对面呢,这是个值得回答的问题。编剧颇忙,因为他这头的上海团队和以导演那边的香港团队,还有对话,他们一起做实验,编剧用五年、演员用全部的自己,共同完成上海少见的主题,导演又带来香港风格实验性的设计、加料钢琴,有如二士共谈,必说妙法。
王国庆、丁建国,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说起来也都是妙人,只是过得都很辛苦。谈论生活的苦与甘,人们常讲“苦日子”和“好日子”,夸赞是夸赞时代,责怪也是责怪时代。当人再无任何可以责怪的因素后,还可以说,凡此种种,皆因世代无情。然而,当人回到人本身之时,又还活得出“有情”两个大字,凭借自己的力量。
有如舞台上层层剥落布景,人终归要回到人本身。时间从不是一个问题。
剧末渴死的乌鸦在最后感慨,“如果我是一个人就好了”,像生在开场时的那只乌鸦一样,不在集体中磨灭自我的求生意志。可是,如果我已经不是一个人,我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人。人是有可能安顿自身的,纵然无情世代,年年苦雨。普通人,也有一个充满可能的此生。
四月中,夜,从D6空间往外走,不少人还在谈戏,谈王国庆,谈复仇。这一条散场之后的路上,人们谈论的是舞台剧《乌合之众》之后的余味,谈的也是结论。“复仇”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写在舞台剧的介绍之上,也是一些人对男主人公王国庆所做事的定论。创作者发声说,“故事主线是关于一个男人‘复仇’的故事,但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复仇剧’”。这一次演出的好处,大概正在这个“不仅仅”中。“复仇”本身在舞台之上是颇为正典的主题,西方的哈姆雷特、从前的赵氏孤儿,咦?好像更多的还是“王子复仇记”。王国庆何许人也?父亲是兵工厂的主任,母亲没有交待,编剧喻荣军讲,他的家乡有种餐鲦鱼,这种鱼需要头鱼引领着,王国庆看似也不是头鱼。一个普通的、个体的王国庆,生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王是大姓,国庆是常见的名字,他生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因而在他最初登场的十三岁,人,未必是多么成熟的。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和那些需要复仇的王者,大有不同,因为王子如能复仇成功,那么王位与王朝、财与权都是可以预见的斩获,而王国庆的复仇无论取得百分之多少的成功,都不可能重获母亲的生命,那些本该母亲陪伴他度过的岁月,也已经不能重来。没有人对王国庆说,“你要复仇”,没有人给他提供预期收益的蓝图。简而言之,王国庆复仇的过程不包含复仇之后的繁衍。复仇,是一个终点。
《乌合之众》有大量的旁白叙述,这是一个文学的味道。当文学进入生活,那便是讲故事。讲故事,听故事,看故事,讲的、听的、看的都是过程。从结果上看,可以说《乌合之众》讲的是复仇的故事,但是过程本身,这有可能是一个“寻找的故事”。
从北京至上海,最后又到香港,四十年,王国庆一直在寻仇,寻找杀害母亲的丁建国。他又不仅仅是寻找丁建国,他要找生命中缺失的部分,他还要找复仇之后的收获。这个“寻找”从一个不成熟的年纪开始,因此,可能也是一个不成熟的驱动力。“寻找”起始于无意识,在混沌中发展,紧贴着王国庆的一生,别具原始的、难解的巨大力量。这个寻找对于十三岁的少年、六十多岁的男人,都比“复仇”本身有着更大的意义。
假使我是王国庆,杀母仇人丁建国和他的儿子受到惩治后的苦楚,远没有惩治他们的过程珍贵。之于王国庆,最切身的还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困惑。
人物的故事
沪上有青年评论家张定浩,他写“中国人最好的故事,不在传奇志怪里,而在史书列传中,在记录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乌合之众》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它讲的,正是主人公王国庆的生命之旅。
重庆、北京、上海、香港,地点上的变化,作家冯至早前写《伍子胥》一度用过,他写伍子胥几年没见父亲,又辞别兄弟,一路出奔,从城父走到吴市,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如同《乌合之众》里的王国庆。在上面两个故事里,伍子胥和王国庆都是中心人物,但是其他的人没有帮助他们解决生命的困境,故事中没有对中心人物的绝对配合。针对王国庆而言,他的父亲、兄长不能够体验他的悲哀,反过来说,王国庆也没有理解他父亲兄长、仇人丁建国等人的遭际。王国庆是一个简单的人,也因此充满力量。母亲死,打听仇人,找仇人。在每个环节��间,他没有一个纠结的迂回,及至最后他放弃了在肉体上杀死丁建国,那一双垂下的手,都只是自然下落。在至亲者不能理解、帮助自身承当人生时,王国庆独自走完了一条风雨路。他的路线并无设计感,一如他的婚姻,只听到对方也是在同一时期失去亲人,立刻一拍大腿,坐定,婚礼。他的诉求不多,容易满足,这已经十分宝贵,更宝贵的还在他不抱怨。
王国庆定然不是领头鱼,虽然他和伍子胥一样,无援、无告,虽然他有红衣贤妻,伍子胥有“从草绿中长出来”的浣衣女,又都为了艰苦命运,舍下了神圣生活。如果说伍子胥后来生长成为了易卜生笔下“人民公敌”似的人物,而王国庆终于只是很快将被忘记的普通人。
编剧讲,写王国庆正是因为想到“人民公敌”对面的熙攘人群,“人民公敌”往往是孤绝的,可是泱泱众人中的王国庆、丁建国,他们也都是孤绝的。这泯于众生的一条命、一生人,也背负着他们的烦恼、困境、命运。“人民公敌”的对面,看似群像,实则仍是许多独立的面孔——普通人的脸。
之于观众,最切近自身的,也正是一点儿普通人的故事。故事好看,正在于普通人四十年间在城市里飘荡,历史发生在他身上,无情世代没有摧垮他。他不是丰碑、旗帜,人们在街上打一辆车,司机可能是王国庆;人们在小店里吃一碗面,往面上铺浇头的可能又是一个王国庆;人们走到乡下去摘桃子,桃园主人也可能是王国庆。人活着,不做领头鱼,也是有人生的,也是能活出宝贵来的。这样的鼓励,对普通人很切身。
对话的故事
说《乌合之众》是人物的故事,又不仅仅是一个王国庆,还有躲着王国庆的丁建国。如果说王国庆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一段话,那么丁建国则是要与他对话的另一段话。他们共同存在着。
《乌合之众》长了张好看的脸,大抵因为背后有一些些无声又丰厚的灵魂。这一次的舞台剧暗含许多“对话”,剧中,有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对话,这段对话之后,丁建国杀王国庆之母。剧里剧外,又有现实和艺术创造的对话,大主题是讲苦集灭道,但又能在点滴的小时刻逗得观众笑,这是因为挂了现实元素到永恒主题之树上。编剧喻荣军和易卜生的对话,鲁迅赞易卜生写的“人民公敌”是“地球上至强之人”,那么至强之人的对面呢,这是个值得回答的问题。编剧颇忙,因为他这头的上海团队和以导演那边的香港团队,还有对话,他们一起做实验,编剧用五年、演员用全部的自己,共同完成上海少见的主题,导演又带来香港风格实验性的设计、加料钢琴,有如二士共谈,必说妙法。
王国庆、丁建国,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说起来也都是妙人,只是过得都很辛苦。谈论生活的苦与甘,人们常讲“苦日子”和“好日子”,夸赞是夸赞时代,责怪也是责怪时代。当人再无任何可以责怪的因素后,还可以说,凡此种种,皆因世代无情。然而,当人回到人本身之时,又还活得出“有情”两个大字,凭借自己的力量。
有如舞台上层层剥落布景,人终归要回到人本身。时间从不是一个问题。
剧末渴死的乌鸦在最后感慨,“如果我是一个人就好了”,像生在开场时的那只乌鸦一样,不在集体中磨灭自我的求生意志。可是,如果我已经不是一个人,我仍然可以活出一个人。人是有可能安顿自身的,纵然无情世代,年年苦雨。普通人,也有一个充满可能的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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