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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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作为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其作为政治问题的紧迫性。 在自由问题上，有这么一种保守的情形：认为自由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品而不是一种必需品。贫因和无知的人们无法享受它。首先应当给予他们的不是自由而应当是其他东西。应当利用你手中的权力去增进他们的福利，并且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安分守己和繁荣。上述观点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与幸福观中占有很大市场。从根本上说，普通人的幸福是依赖于外在表象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真实的东西。因此，那就坚定地给予他们这些虚幻的东西吧，并给予他们来自上面的指导和监护。 对于上述情形，除了能从宗教上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外，在别的领域找不到理由来回击上述论点。如果幸福是群体生活的目标的话，那么，自由便是多余的了。因为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幸福。自由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它要求为了实现一种超现世生活的目标而付出痛苦、牺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目标，那么，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值得付出牺性的代价。 自由是义务的存在状态，是良知的守护者。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自由之核心的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宗教只是在17世纪产生过这种良知的统治力量——就像它曾在19世纪30年代拯救过奴隶制一样。 自由与道德：总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割裂二者的关系，企图把自由奠基于权利和快乐的领域而不是奠基于义务的领域。始终如一地坚持二者的一致性吧！自由是良知的统治得以成长的条件。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1赞 2023-11-12 13:22:20

• 给欲治史者的忠告：勿要造访炼狱山，即奥斯丁所说的生产泻盐的镁矿石山；或者忽视细微、隐蔽之处。 在道德科学中，偏见即不诚实。 史学家必须与这些诱惑作斗争：他的特殊生活方式的诱惑，来自他的国家、阶级、教派、学派、党派、权威人物、亲朋好友的诱惑这些影响因素中最可尊敬者乃是最危险者。 没能根除它们的历史学家，恰如按一己好恶投票之陪审员。 在评判人物和事件上，伦理标准先于宗教、政治或民族。 历史伦理学不能囿于派别门户。 作出判断时，不要依照宗教、哲学、政治体系的正统标准，而要依照事物是否促进良知的正直、诚实和权威。 把良知置于学说和成功之上。 历史学既不给不幸提供补偿，也不给错误施加惩罚。 道德法典的主体部分亘古不变，久为人知。甚至现在，它在欧洲尚未被普遍接受。今昔道德原则并无很大差别。但是对良知的认识和分析不过才有一千七百年历史，而对诚实的认识和分析不早于我们这个时代——阻碍东西方圣典的时代。 在基督教世界，时间和空间不是借口——假如使徒的圣典足以拯救世界。 非凡的头脑深思熟虑，完备而缜密，不可以俗套释之。 根据词义（Ex vi termini），好人物和大人物超脱环境的影响。 但是善德通常与权威结盟，为环境所支持，极少反映孤独心智的力量和智慧。 罪恶横行之普遍，无意识谬误的影响之微小，胜过史家所言。善与恶比邻而居。不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人为的单一性。 历史传授着一种并非私人经历和家庭传记的心理学。 公共道德的原则同私人生活的道德原则一样明确，但是它们并不同一。 高尚事业所给予某人的免责少于邪恶事业所给予他的罪责。 最后的裁决取决于最恶的行为。 检验品格，看他的行为不如看他的真情实感。人很少比其言语更优秀。 信函比史... (查看原文)

  熊猫の大叔🌈 1赞 2023-11-12 12: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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