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James Scott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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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历史人类学学刊》(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办)第九卷第一期（2011年4月，p77~100），作者何翠萍(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魏捷兹（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黄淑莉（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这里文章被分成两节，可别只看一半。
一、前言
2009年James C.Scott《不被治理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以下简称为《不被治理的艺术》）（TheArt of Not Being Governetd： An Anarchist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①]一书的出版，是亚洲甚至全球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的大事。这本书的问世，为东南亚高地起了一个新名字——Zomia。Scott从国家效应的角度讨论1945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Zomia如何在低地国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相应地自成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范围。Scott所称的Zomia，西起印度以北，东至越南北部，主要包括当前中国云贵高原（包括四川以及广西的部份），以及高地东南亚的范围（页17，地图2)。[②]他认为此范围两千年前开始形成（页127-128、140），后来逐渐缩小而零散化。两千年以来，在这个Zomia范围内的人群主要是由一波一波为逃离低地邦国、帝国打造计划——包括各种泰、缅等印度政体与汉的中国政体——的人群所组成的。[③]Zomia的高地人不是被各种文明计划淘汰的人，也不是社会发展演化的边缘人，而是选择与低地文明中心及国家保持距离而逃往高地的人。他们的农业、社会结构、文化，甚至可能包括他们的无文字状态，都是这个选择的结果。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对于任何高地东南亚、云贵高原，或是包括喜马拉雅山高地在内，甚至是Willemvan Schendel所定义更大范围的Zomia区域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是一本令人既无法释手又无法释怀的书。无法释手的部份已经让此书获得多项年度最佳图书的荣誉，并为无数研究区域不在Scott所指的Zomia范围内的学者所借用或引用；[④]而那无法释怀的一部份，则引发无数学者以各自研究对象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Scott的论点提出过度概化、简化的批评。在不同新书发表的场合中，Scott都很明白地表达此书写作的企图之一正是希望挑动争议。事实上，无论就2010年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中「Zomia及其超越」（Zombiaand Beyond）专号的论文与书评，或者2010年11月5-7日在泰国清迈所开的AsianBorderlands会议中的多篇相关论文来看，就如Scott所期望的，他书中富于争议性的论点，确实正在激起并凝聚更多更精细历史过程的探究。[⑤]
Scott一书的副标题「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Southeast Asia），凸显作者欲重构高地东南亚的前现代区域历史的企图，颠覆在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中，对高地东南亚居民的刻板描述。全书最重要的结论是：高地社会是「国家效应」下的产物。本文首先介绍Scott提出的Zomia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论点。从Scott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描述Scott如何用其解释Zomia社会的特性，并对既有的从国家史观出发的历史提出有效的批判。其次比较另外一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同时也是Scott在全书论证上仰赖甚深的高地东南亚研究经典著作——EdmundRonald 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个克钦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下简称为《缅甸高地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⑥]讨论二书对高地克钦社会解释之异同，以及他们对高地东南亚人群研究论证上的优点和缺点。接着，笔者将从Scott有关Zomia高地与低地政体间辩证关系的论点，进一步讨论Zomia空间范围的特性；同时从高地Zomia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性，提出政体与政治经济在更高层次整合之必要性以及未来性。为了方便以下议题的讨论，本文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把「政体」（politics）用来指称意识形态上合法地行使武力等强制力的权威，至于「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则用于指称经由人的劳动力及其累积流通与消费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组织。[⑦]最后，本文将总结从Zomia角度看高地东南亚研究的意义与未来。
二、「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
James C. Scott在处理Zomia的社会历史时，所面对的潜文本(subtext)是所谓的「国家史观」，即：国家作为一个有特殊目的与职能的政治能动者，其职能是治理，而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汇集粮食与人力的资源。从国家史观的角度来看，由于地形限制，国家难以进入东南亚高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得以在无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出适应高地特殊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农业生技、文化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成现在看来是独树一帜的高地社会。这样的观点，言下之意是：「高地社会」乃是被国家所遗弃的社会，等到国家有足够的资源与技术可以成功地汇集高地社会的资源，高地社会就会被纳入国家的版图中。乍看之下，这样的观点似乎无错，高地社会的确正在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更符合国家目的、更适合被治理的定耕农业与定居村寨。然而，国家史观所呈现的高地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对高地社会的污名化，高地社会多以被征服者、被转化者的形象出现在国家史观的历史中，相对于低地国家的文明，高地社会是原始的、野蛮的，亟需国家的治理，等待文明的救赎。
有鉴于国家史观剥夺无国家社会与人民作为历史能动者的权利，Scott认为，尽管高地的地形限制对国家治理与高地社会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考虑高地人也是具有充份政治意识的历史能动者，那么高地人在可以选择不居住在高地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居住在高地，就是一个政治选择，目的是远离国家的统治，躲避战争的混乱，免去赋税与劳役的负担，等等（页29）。
综观Zomia前现代国家的历史，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总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地移民潮，因此，所谓的高地社会其实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政治难民的集合体，这意谓着Zomia高地社会的形成与低地国家的建立、扩张与崩溃的进程存在一种辩证关系。Scott主张应以「国家」与「无国家」的辩证来理解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关系，意即如果国家的目的是汇集人力与物资，那么无国家则是以分散人力与物资来响应；如果国家历史的书写是以国家建构为主轴，那么无国家历史的书写则是以废除国家为主轴；如果国家的最终目是将无国家的地方纳入治理的范围，那么无国家的最终目的则是永远地脱离国家的统治。基于此一辩证关系，Scott认为高地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无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形成，乃是高地人主动地拒绝国家干预的结果。因此，高地社会应被视为「国家效应」，高地人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与文化模式等，皆可视为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甚至是「阻止国家形成」的特殊设计。一些经常被低地国家所污名化的特征，比如边缘区位、经常迁移、移耕农业、无文字书写、群龙无首的平权社会、千福传统等，不仅不是高地社会被文明遗弃的标记，反而应该被视为是高地社会因应国家扩张的结果（页8-9）。
在Scott所建构的「国家效应」理论模式中，「立场」（positionality）是构成高地社会多样性的核心要素。尽管Scott并没有定义「立场」，但从相关的讨论中，大致可将「立场」等同于「位置」（location）（页261），而此处所指的「位置」是一个相对于「国家空间」的概念。在国家空间以内的地方，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在国家空间以外的地方，则经历一个部落建构的过程。从「位置」的角度来看高地社会，所谓的部落并不是一个以血缘或者继承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而是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所建构的群体。尽管部落作为一个相对于国家的政治实体，是国家建构过程下的产物，Scott强调当部落被建构以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调整「立场」来处理部落与国家、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因此，部落的族群性与部落人群的身份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地社会揭示其「立场」的「政治计划」（页258）。
Scott所讨论的「立场」区辨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逃避国家，阻止国家」的立场，这是从适应国家的设计或者策略的角度，来论证高地社会所做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拒绝被国家统治」的「立场」。他们分散的居住形态（第五章），脱逃式的游耕与作物，渔猎、采集、游耕和贸易混同的生计方式与强调平等的社会结构（第五、六章），都是出自这个政治立场选择的结果。此一观点将高地环境与生态的限制转化成高地社会的优势，是论证高地社会「拒绝国家」统治的重要理论转折。如，Scott认为高地社会的农业是多样的，他们多是以移耕为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技术落后，而是因为高地社会选择放弃定耕农业（页191）。从移耕农业所具备的动性与作物多样性等特点来看，移耕农业是高地社会能够同时在拒绝国家统治与稳定粮食供应之间的最佳选择。15世纪末，葡萄牙人将新世界的粮食作物引进到高地东南亚，玉米与树薯等高海拔作物易储存与非劳力密集的特点，更大大地增强了移耕农业的动性，成为高地社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页200-201）。
第二个层次的「立场」是高地社会自我建构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个层次上，高地社会是以对话者的立场，「回应」低地国家所释放的「统治」讯息。Scott特别强调高地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低地国家的「延伸」，两者应该是一种「镜像」关系（页216）。「镜像」这个概念，凸显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对话式」（dialogue）的，在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高地社会对低地国家的响应，环绕在平等（equality）、自主（autonomy）与移动性（mobility）三个主题的意识形态上（页217）。这种意识形态在国家所主导的文明化论述中是负面的，却是高地社会之所以成为高地社会的核心价值。更明确地说，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虽属同一个交换系统（页105）、共享一套描述权威与秩序的语言（页115），高地社会能免于被低地国家同化，正是因为高地社会有一套以平等、自主与移动性为核心所建构的价值体系，独立于低地国家以文明和阶序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之外。
高地的社会结构与农业形态一样，都是一种选择；如果说农业形态是一种管理卡路里的特殊设计，那么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管理权力的特殊设计（页208）。Scott认为构成高地社会结构的两个要素，一是部落性（tribality），一是平权（equalitarianism）。国家与部落是相互构成的政治实体，部落的特点是简单、小且分散，在面对国家的统治威胁时，部落能够很快速地以「社会结构重组」的方式来响应，可能是裂解成更小的单位，也可能是集结成较大的政治实体，这取决于部落响应国家所采取的立场（页208-211）。平权基本上就是一种驱逐国家的策略（state-repellingstrategy）（页213），但也并不是所有的高地社会都是平权的。Scott认为，高地社会当然可以选择一直不断裂解成更小单位，以维持平权、没有君长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一种驱逐国家、阻止国家形成的终极策略；但高地社会也可能与国家建立一个沟通管道，或者与国家结盟，基于其响应国家所采取的立场，高地社会可能出现不同程度与类型的阶级化现象。它可能是不稳定的（如克钦），也可能只是一种掩饰（如傈僳），当然也可能是稳定的（如彝族）。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对Scott定义的国家与Zomia概念中所指涉的周围低地国家与高地族群或部落作一厘清。首先，在Scott所划定的Zomia范围里，他的认知是一直到1950年代以前，由于地广人稀、山峦阻隔的特性，国家之建立的首要前提在掌握人力、人口与粮食作物的生产。他所说的国家，除了1945年以前的前现代民族国家外，与EricR. Wolf所定义的「朝贡体系国家」（tributarystate）[⑧]（见下文）很类似，但Scott所指涉的国家，可以只是控制一个高原盆地的掸人王国，甚至是更小的散布在四处河谷的傣的小王国，当然也指涉如泰、缅甸等印度诸国以及越南，甚至中国等大王朝。Scott认为Zomia国家最根本的定义是：国家必须具有收拢人口的力量以及收税与要求人民服劳役的能力。在这有如欧洲大小的Zomia范围中，低地国家通过战争掳获、收编人口，以水稻种植的经济基础聚集、收拢来自各方的农民，发展官僚体制与军事力量。通过印度与中国的宫廷礼仪以及佛教等文明建立统合的宇宙观，整合这些从不同地方来的人群；统一语言、文化与宗教，形成阶序，统治人民，巩固政权。这种邦国建立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的均质化，早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第二章、第三章以及页245-253）。
Scott认为在国家建立过程中，人群间的遭逢有三种可能的状况，那些被讨伐或攻击的人群，或是留下来成为国家的一部份，或是抵抗，或是逃离国家（页209）。基于作者对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有理解，[⑨]整本书以同样的气势，打破一般视族群或部落（页256-265）为社会演化初期性质的成见，而特别强调其在「部落性」（页208-211）上的建构性。族群或部落是一种在国家脉络下产生的「次要形式」（secondaryform)（页281）。高地人群是基于不愿被国家治理的政治立场选择遁走高地，而在高地四处形成没有国家治理的集合。相对于农民是臣服、附属在国家治理之下的人群类别，部落则是选择逃离国家的人群类别（页257）。在一波波逃离低地统治的过程中，他们与本来散布在各处的高地人群结合，形成高地族群。高地族群的认同是流动的，像水母般，时时在改变，时时在发展彼此的异质性。相对于低地国家设法以统合的宇宙观来同质化、阶序化其人口，高地人群在与低地以及其他高地人群的资源竞争中，则强调彼此的异质性，形成区辨族群或部落的基础（页253-282）。他们的无国家状态，是一种逃离国家的选择；在被国家收编后，通过国家的分类与命名，成为国家中的部落，终究都是国家效应。第七章「族群源起与衍生」中，Scott从高地社会的族群多样性（ethnicdiversity）与认同变迁的现象，即阐释此高地社会的「异质化」过程。在第六、七章之间，Scott还有一个六又二分之一章，强调高地社会的「失落语文」经验乃是出自其放弃语文的选择，是高地社会结构选择立场的附属物。
Zomia地区高地族群与低地国家间的相互对话式的建构关系，即是在一波波低地国家建立、人口收编、反抗与逃离的过程中，一部份变成了低地国家政权下的人口（傣、泰、汉、京人或缅人等），另一部份则成为那些逃离上山而形成「苗」、「瑶」、「拉祜」、「哈尼」、「佤」、「阿佧」、「克伦」等族群的人口。Zomia地区地理上地广人稀、山地阻隔的特性，与高地人口源于逃离国家初衷的移民、难民特性，造成低地与高地在文化、社会结构，甚至国家与「部落」上的差异。
这种部落或族群极端建构论者的观点，除了解决「族群起源」的问题以外，也预设了部落自我崩解的可能性，这也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宇宙更新的先知」（prophetsof renewal）所要处理的议题。Scott认为高地社会经常是因为叛乱才被记入史册之中，与其将这些「叛乱」理解为高地社会「拒绝国家统治」的反抗运动，不如说这是高地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理由是每一次的叛乱都会带来高地社会重整的结果。Scott注意到高地社会的叛乱总是带着浓烈的千福运动的色彩，通常是当无可忍受国家的干预之时，高地社会就会启动自我更新机制。尽管启动「更新机制」的千禧福音所传递的「拯救」讯息，乍看之下，只是低地国家通过政治组织，强加于统治人群之上的宇宙观的变体。然而，若将高地社会的千禧福音传统视为低地宗教的附属产物，则低估了高地人群的创造力与自主性，这与高地社会拒绝被低地国家所同化的政治立场是互相违背的。因此，Scott主张：高地人群采借低地国家的宗教概念与宇宙观，来创造高地社会的「叛乱传统」（rebellioustradition）（页304）。换句话说，Scott认为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应该视为一个「概念共享」的「世界体系」（cosmopolitan），在这个体系下，有一套共享的语言用以宣称「超越地方性的权威」（supralocalauthority）（页308），低地国家动用这一套语汇（或者象征），来建构国家权威；高地社会也可以动用同一套语汇（象征），来传递千禧福音，挑战国家权威，千福运动跨族群的政治影响力，是高地社会能够仿效低地国家建立跨部落政治连结的最佳证明。
相对于低地国家以及以官僚体系为核心的「超越地方性权威」与「文明化论述」，高地社会以千福运动为核心所形成的跨部落政治组织，有两个特点：第一，千福运动的领袖权威，通常是被诉诸于不可捉摸的超自然元素（spiritualelements），与官僚体系建立在制度理性上的权威非常不同；第二，千禧福音所揭示的救赎之路，以颠覆秩序进而重建秩序为福音讯息的核心，最终的要求是颠覆现存的社会阶序，以脱离受压迫、被统治的困境，此一论述与国家的文明化论述强调从无秩序到秩序的文明进程非常不同。
Scott认为，首先，尽管千禧福音总是蒙上神秘宗教的色彩，经常是掺杂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异端或是异教元素，还是有必要将千福运动「去奇风异俗」（de-exotic）化，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探讨千福运动何以是一种国家效应。Scott主张「领袖魅力」（charisma）应被视为是一种存在于先知和追随者之间的文化关系，他以吟唱诗人和听众的关系，来比喻先知与跟随者的关系，一个成功的先知所传递的讯息，必须符合群众的期待与他们对世界体系的理解。换句话说，在这个体系下，救赎的剧本应该如何发展在国家建构之时就已经写好，先知是那些能够掌握「国家象征技术」的人（页310），他们能够向跟随者证明，他们对「超越地方性的权威」有充份的了解，并且能够将这些知识与跟随者的处境相互连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千福运动的领袖是高地社会中的「本土世界主义者」（localcosmopolitans）（页309），通常能够娴熟地使用多种语言，在不同文化之间扮演翻译者的角色，由于他们是界限的穿越者，其存在也成为高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Scott以韦伯的「贱民中的知识分子」（pariahintellectuals）（页310）一词来形容这些「本土世界主义者」，他们是高地社会中的特殊阶级，这个阶级是跨族群、跨部落的，能够以一种原创的态度，赋予来自高地的宗教概念与宇宙观不同的意义。
其次，千福运动必然揭示一个「拒绝被国家统治」的立场，这个立场使得启动千福运动的政治计划，必须导向一条不同于国家文明化论述的救赎之路。Scott认为19世纪以后在高地社会所掀起的改宗热潮，即是一种千福运动的形式。基督教这种以救赎为终极关怀的西方宗教，在高地社会中大受欢迎，高地的改宗者不仅接受了基督教的宇宙观，更将基督教的千禧福音挪为己用，构成了高地社会不同于国家文明化论述的高地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不只基督教，高地社会的国族主义、共产主义或本土主义等，都可说是某种形式的千禧福音，不同的形式只是说明了传递千禧福音的工具的与时俱进（页319-323）。换句话说，Scott认为尽管高地社会的现代化论述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低地国家现代化论述的翻版，高地社会的现代性却是一种千福运动的经验。因此，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现代化论述两者不是复制的关系，而是模仿的关系，正如同千禧福音与低地国家的宗教概念和宇宙观的关系一般。
总括Scott全书最突出的论点，系指出高地缤纷相异的族群状态是出自高地人群「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Scott认为高地居民选择居住在高地，正是因为高地是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远离国家的统治、躲避战争的混乱、免去赋税与劳役的负担。Scott建构高地社会作为一种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从低地国家的建构开始，进而从国家效应的观点建构理解高地社会的形成、特性与立场的理论模式，最后以高地社会的自动更新机制作为结束。高地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主」，高地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拒绝国家统治、阻止国家形成的行动，因此，高地社会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历史行动者，他们创造了阻止国家发生的脱逃式的农业，不利治理的散居形态，不易收编的平权式社会结构与无文字的口语记忆机制。不同于一般认为高地人群因尚未被国家或文明所收编而没有历史，Scott强调高地人群为了有别于低地国家的政治立场，而选择认同平等、自主与流动，也因此他们选择没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口语的、容易操弄的记忆机制所叙说的过去；并以千禧福音运动的方式再生产他们的社会。这样的观点最重要的突破是颠覆了既有「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对高地人群的说法。
三、高地东南亚研究的两个模式
Charles Keyes在对本书的书评中开宗明义地点出，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被视为EdmundRonald Leach《缅甸高地政治体系》的延伸。[⑩]他认为Scott是第一位把高地与低地的政治体系，当成一种彼此间有相互依赖、构成关系社会体系的政治学者，而且Scott还进一步把原本Leach讨论缅甸高地的范围加以扩充，涵盖了中国云贵高原以及整个从印度到越南的东南亚高地范围。全书旁征博引的不仅仅是东亚与东南亚高地的材料，还包括安地斯山区、高加索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等的文献。事实上，Scott本人也对《缅甸高地政治体系》推崇备至（页213）。笔者以为，Scott在提出国家效应的解释模式时，其论证的核心正是从Leach高地与低地共生关系的解释发展出来的，并清楚地呈现在全书的骨干第七章「族群源起与衍生」中。但Scott在提出Zomia这个更大范围的区域概念时，他的观点却强调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与Leach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Scott以无比的气势，不仅旁征博引他所定义的Zomia范围中高地与低地的人类学与历史文献，同时还常以全世界各处相当庞杂的文献作辅助。但多位学者都已指出，Scott对于民族志材料甚至理论观点的解读，都有大而化之的倾向。[11]当全书都以大而化之的手笔来叙述任何的民族志细节或历史时，要确实评估Scott的Zomia理论对于未来高地东南亚研究的贡献，着实有相当的难度。但由于Scott对Leach高地克钦研究的仰赖与青睐，因此，从梳理Leach与Scott解释模式之异同入手，将使笔者的评估更为具体而可行。
Edmund Ronald 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书，讨论缅北高地与河谷低地共同构成的克钦山区的政治结构。他强调：第一，尽管服饰、语言、政治结构上各有差异，但要了解克钦社会历时性或地域性存在的特性，必须由他们在模仿河谷掸人王权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gumlao）体制之间摇摆的社会结构入手，才有可能。[12]第二，这个摇摆结构主要来自高地克钦对于掸王权文化的向往与模仿的吸力，以及克钦文化中对于联姻亲属伦理的拉力，彼此拉扯所造成。Leach一书在人类学史上最大的突破在于：第一，强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间的共生关系，以及族群界限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开启族群研究之滥觞；第二，强调超越功能主义者静态研究局限的必要性，寻求历时性以及区域性的动态解释模式。
James C. Scott《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企图解释Zomia高地如马赛克般缤纷差异的族群现象，以及低地泰、缅、汉与京（越）等人文化高度同构型的现象，乃是源于此区域在当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国家效应的累积与沉淀。在Zomia范围内，低地河谷上吸引或是强力征用、武力掳获山区居民，并通过各种文明化方案均质化这些人口。他们建立的不是族群，而是国家。高地人群则选择了「无国家」的立场，而形成族群与部落。无庸置疑，Leach有兴趣讨论高地克钦社会，而Scott讨论的主题在Zomia，不在任何高地的族群社会。笔者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当Scott对于任何高地的族群社会都没有兴趣时，他如何能够理解任何高地社会？
Scott延续了 Leach对于流动的族群性与高/低地共生关系的论点，但提出了不同于Leach的历史结构观点。首先，Scott的《不被治理的艺术》与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都是以高地与低地的共生关系作为切入点。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认为克钦社会的政治状态，摇摆在缅北高地河谷掸人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体制之间。Scott的《不被治理的艺术》则认为高地东南亚社会的政治状态，是河谷低地国家主义者与逃避国家的高地无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辩证结果，而且是整个Zomia范围的高低地共有的发展关系。其次，他们都认为个人能动性或主体性是造成变迁的重要因素。Leach强调个人追求权力、地位的动机促成他们或是模仿掸人的统治模式，或是追求民主的平权模式而发动贡龙革命，以此勾勒出克钦历史。Scott则强调这是人民作为历史能动者的表达。他更进一步地强调Zomia范围内高地社会是追求平等、自主与流动的社会，与低地社会有别。最后，他们都有建立历史结构模式的兴趣。Leach的历史结构模式，强调阶序与平等两种社会结构理念间的摇摆是缅北高地社会的特性；Scott则将阶序的社会结构等同于国家立场的表达，而视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出自「无国家」政治立场的创造，前者的收拢造成后者的逃离、回避与抗拒，反之亦然。
很显然的，在建立Zomia范围的意义时，Scott对Leach的论点有了不同的解读。一方面，Scott对Leach有关于贡龙是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观点，紧抓不放；另一方面，Scott对Leach强调克钦既有贡萨（gumsa）阶序的民族志事实与观点完全忽视，并以不同于Leach的观点，视之为仿效国家的做法。也就是说，在Scott逃离国家论点的引导下，他过度偏重贡龙克钦的平权社会结构，也就是Leach所说的推翻专制头人统治而成为平权的克钦社会理想之一端；并且把这些克钦的革命，解读为逃离国家——掸——统治的选择（页258、260、261、273、274、277）。对Scott而言，Leach所指出克钦人本身既有的阶序理想贡萨，只是其论点中的附属品，无须在意，即使在Leach的论点中它是产生贡龙平权革命的重要肇因。
何翠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电邮：tpho@gate.sinica.edu.tw；魏捷兹（James R. Wilkerson)，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电邮：wei.jiezi@mac.com；黄淑莉，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电邮：hshuli@gmail.com。
本文稿的撰写得力于作者在三次公开发表场合之讨论激荡：2010年1月28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界域人类学」研究群讨论Scott此书之读书会，2010年11月5日参与Asian BorderlandsResearch Network在泰国清迈举办第二届年会会议David Holm与高雅宁组织的Wonderlands in Borderlands： ReligiousInstitutions and Ritual Texts beyond States 议题组之论文发表与评论，以及2010年11月29日在云南大学民族学院发表的演讲。文字翻译与修改得力于施崇宇、蒋斌以及两位匿名审查者之意见，特此致谢。
[①]James C.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Zomia这个名字并非来自Scott，但Scott所命名为Zomia的范围，却是最具有理论企图的。Jean Michaud对于Zomia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有非常详细的爬梳，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187-214。首先提出Zomia概念的是荷兰学者Willem van Schendel，他于2002年在一份地理学杂志上提出，参见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and Space, 20:6 (2002): 647-668。他认为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缘、西藏高原，一直到中南半岛的高地，在历史上、政治上都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跨国区域，而与一般所说的以国界为基础的区域，如中亚、东南亚或东亚等有所不同。他以chin语的zo-mi-a（边缘人）做此区域的命名。Scott引用了这个命名，但把范围缩小到原本Schendel在2002年所提出范围的东半区，也就是大陆东南亚山恋(Southeast Asian Mainland Massif)的范围（页ix），与JeanMichaud所定义的东南亚山峦区（Southeast Asian Massif)不谋而合，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 Zomia and Beyond,” 202-204。C. Patterson Giersch、Sara Shneiderman对此Zomia的外缘都有持续的讨论，参见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 Zomia withMerchants, Monks, and Musk：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Borderland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5:2 (2010): 215-239; Sara Shneiderman, Are the Central Himalayas in Zomia? Some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Time and Spa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289-312。
[③]Scott主要用汉或中国帝国形成历史中向南、西南扩张的研究与材料，支持其认为Zomia形成须考虑至少两千年历史纵深的说法。他认为在两千年以来中国帝国的发展变化，正展现了Zomia形成的空间地理过程（页137-142）。Scott认为虽然有关于中国向南方、西南扩张的移民史或难民史，在15世纪之前有不少臆测的成份，但有关中国明清南方、西南移民或难民的历史研究，以及泰、缅研究中有关于过去国家建立过程征收奴隶人口之数据，却是确切可信的（页x）。
[④]本书除了在2009年被各杂志与刊物列为最佳年度图书之外，更在2010年获得多项学术著作奖，包括福冈亚洲学术奖（Fukuoka Asian Academic Prize）、美国历史学会John K. Fairbank奖、亚洲学会的Bernard Schwartz奖等。世界各地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座谈、讨论会等对Zomia的讨论，更不在话下。
[⑤]2010年11月5-7日，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在泰国清迈召开一次三天的会议“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 andTransformation”，讨论Zomia的概念。
[⑥]Edmund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Press, 1977[1954]).
[⑦]大部份（但非所有）政体通过政治体系或政治组织这种制度性的框架来运作。本文将讨论的Edmund Ronald Leach把亲属包括在政治体系中理解，Claude Lévi-Strauss则把克钦的亲属视为一种制度，而认为政治（与「信任」）是通过亲属制度来运作的。而Scott虽然论及亲属与婚姻，可是他并不认为政治是通过亲属与婚姻制度来组织运作的。笔者以为，虽然政体与政治组织是不同的，但由于前者是通过后者组织的，所以他们彼此是相关的。下文中论及有基本亲属结构制度的高地人群，即是有水平组织式的政体。
[⑧]Eric R.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80-81.
[⑨]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ames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98).
[⑩]CharlesKeyes,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7:1 (2010): 237-242.
[11]JeanMichaud, “Editorial - Zomia and Beyond,” 187-214; 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333-346; Charles Keyes, “Review of The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37-242.
[12]Leach认为克钦人有两种理想的政治体系，一种是有类似封建阶序制度的掸式体系，一种是无首而平等的政治体系，叫做「贡龙」。参见Edmund 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8。
Leach认为正是由于克钦固有的贡萨阶序理想，所以当克钦山区的政治走向如掸般统治性王权发展时，由于其有悖于传统克钦头人与平民间的联姻亲属伦理，造成平民对于平权贡龙理想的向往，进而发生革命。也就是说，贡萨克钦的阶序理想之所以会成为引发贡龙革命的动力，其中克钦既有的联姻政治伦理是促成其能动性的要角。Scott在无视克钦联姻政治的意义下，仅从其国家效应的理论观点，认定贡萨阶序不是克钦固有阶序的传统，而是在模仿挥阶序王权后的创造，或是被挥收编或文明化的结果（页261、268-269），或是源于英国殖民政府从统治的立场对于克钦社会结构的定位（页274）。对于Scott而言，克钦正是殖民国家所创造的「部落」，��是如此，贡萨阶序只能解读为当地人与国家接触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文化。[1]笔者将在下节中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理解方式让我们不满。
Scott还进一步论证克钦会有革命的产生，不是因为克钦的政治文化因素，而是克钦山所属的整个高地Zomia作为一个碎裂带（shattered zone）的特性（页iiiix-x、7、8），使它成为最好的逃离、躲避环绕在它周围所有低地国家与文明治理的「难民区」所导致。对Scott而言，Zomia高地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阶序与平等政治秩序的并列，正足以解释这是一个Zomia的普遍现象，而不仅是克钦的现象。他们的平等结构造成收编上的困难，而使得国家除了用武力征服外，别无他法；因而更造成高地人对于国家阶序治理的厌恶。在Scott眼中，部份高地人的阶序结构也正由于他们有模仿国家王权的欲望，而国家也从治理的目的鼓励具有头人领导的阶序。
Scott此类对民族志材料的细节与论点大而化之、独树一格的书写方式，吸引很多不在Zomia范围的研究者企图将其论点引申为己所用，却也形同引起争议。Victor Lieberman批评Scott没有把高地东南亚低地邦国的历史搞清楚，[2]
Mandy Sadan批评Scott用了Leach有问题的贡龙结构论点做他研究的基础，无法呈现历史。[3]笔者则认为从Scott对克钦的讨论上，可归纳出他的理论呈现几个理解高地社会的不足之处。
1、本书的论点可以在模式上做激发讨论之用，但却很难逐一提出证据证明Zomia高地，包括克钦，是由一波波逃离国家的难民、阻挡国家的民主斗士所建立的。[4]
2、正如Leach对追求政治权力欲望普同人性的预设立场，[5]Scott简化了文化与历史在个人或集体能动性形塑上的意义。这使得高地人立场选择的论点，Scott本身自主人权的立场以及高贵野蛮人的想象之嫌。[6]
3、Scott对于国家与无国家立场的二分，正如Leach对于阶序与平等社会秩序的二分一般，是二人的历史结构论述取向的结果，因此而带来简化与概化的缺失也非常相似。Leach的问题在于：在追求历史结构模式过程中，他将所有没有世袭头人的克钦社群化约为追求平等秩序而革命的社群；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克钦社群都发生过贡龙革命，或者说，并非所有平权的社群都有如Scott所说逃离国家的记忆。事实上，是包括Leach在内的学者与殖民官员，将平权的社群类归于19世纪中期之后在某些地区频繁发生的贡龙平权革命的社群。[7]因此对于真正发生贡龙革命的地方，究竟是哪些区域、什么样的全球政治历史与经济条件促成平权革命性质族群的产生，却没有讨论，错失了切实讨论克钦历史的契机。[8]Scott用相似的方法，追求更大范围的历史结构模式。无论男女、身份、族群文化养成，都以某类人口作代表，从他们接受或拒绝国家的程度作区辨。不但没有真正谈到历史——无论是低地国家的，或是高地族群的；同时还让国家的力量在Zomia地区无限放大，抹煞所有其他阶序形成的可能性。[9]
4、Scott在如此强调高地人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能动性之余，却对于克钦人能够有自发性阶序产生的可能性，完全避而不提。为什么所有高地人群的阶序结构或理想，都是泰、缅、汉、京（越）与挥等国家建立的效应，而不是其自身在其特定的区域政经脉络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体系？尤其联姻交换的社会结群是高地东南亚最重要、最普遍的结群形式的基础，我们无法不考虑在此类「界域」（border land）中，联姻交换的价值与政治经济的扣连关系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见下文）。[10]
Leach与Scott都是企图对历史提出结构模式的学者。他们的论述的确有数不清的化约与简化的缺点，[11]但对于任何从事模式建立的研究而言，Leach与Scott二书的贡献，正在于他们所引发的无穷无尽挑战他们的企图，进而对高地东南亚人群在国际、区域、国家、地方，以及个人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交错的历史过程，进行更细致的探讨。Scott提出Zomia的观点，并以国家效应来理解高地社会是重要的贡献，但对于高地Zomia的理解而言，由于其以国家为出发点的解释方式，而有负面理解之不足。接下来，笔者提出从Zomia高地族群与低地国家在政体与政治经济层面应作的进一步整合来弥补此不足。
四、Zomia政体与政治经济整合的必要性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提出Zomia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地理范围，其中对Zomia政体的强调可说是它最突出的贡献；可是在促进我们了解Zomia的政治经济方面，虽有实质帮助，却得打些折扣。笔者以为这本书引发了一个未来学术研究辩论的重大方向，那就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之边陲与前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不同政体与政治经济如何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问题。Scott此一新意与野心兼具的努力，提供未来此区域以及所有国家边陲探讨方面一些重要且广泛的线索。但在更进一步回答这个整合问题时，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以下笔者将试着由高地Zomia及其周围国家的政体与政治经济的讨论，显示此必要性。
首先，我们先来考虑一下Zomia政体的几个不同层面。关于这段两千年历史时期中的Zomia政体，该书最关键的主张是在高地Zomia人群的来源脉络上。Zomia居民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早期此地原住民的后代；但绝大多数的高地Zomia居民，或至少是他们的先人，应是在某个时期中便已摆脱周边列国掌握的一些人群。这些国家包含了南边低地的印度诸国以及北边的中国。在此理念下，高地Zomia即成为周边低地国家难民的栖身地，他们形成了具有共同政治理念的社群，并继续闪躲环伺在旁的国家。
印度诸国与中国的合法权威所组成的政体常被学者归类为「朝贡体系国家」。[12]从权威合法化的组织政治角度来看，此类朝贡体系国家是用一种统全环宇的说法来合法化其威权，并蔑视所有会破坏统一常轨的威胁。[13]但印度诸国与中国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国家的意识型态把祭司放在合法的宇宙权威的顶端，而对照之下，中国把皇帝放在宇宙权威的巅峰。不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这两者的治国术传统其实都各自采取了一些实用与入世的策略手段，来强行建起垂直性的政治威权，将祭司或皇帝捧得高高在上，以维护其权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相对而言，在高地Zomia，其合法权威组织的政治则牵涉到一种纷乱无首式的政体。JamesC. Scott引用了相关文献，提出高地Zomia其实是一个裂碎带、难民区或遁逃区（页iii-x、7、8、24）。对那些已逃离国家的人而言，裂碎带正是他们的避秦之处。高地Zomia的政体包括了逃离国家以及持续排除国家权威两个层面，逃避国家所需的策略与手段，使得这些社群的本质极不稳定。有些社群根本就是散沙式的平权聚落集合，在数十载的岁月里，它们时而出现，时而消散。有些社群联盟，透过模仿低地国家的方式，形成微型的假国家或仿国家，而可以比较持久。高地Zomia社群若非全然排斥权威合法性的建立，就是不允许垂直性整合的权威。
在讨论这种无首状态的历史（anarc histhistory）时，Scott花了很多心力来关注千禧年式的宗教，因为在此类宗教的眼中，国家是十分负面的。但无首者的历史虽然没有发展出首长制度的面向，其政体仍然创造并维系了一种水平式而集体的权威。可惜的是，Scott仅从无国家或反国家的负面立场讨论无首者的历史，轻忽了这些政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挑起其权威合法化之大梁。更复杂的是，克钦的联姻政治很容易造成逆己的浪头，而不仅仅维系在水平式政体的局面。基本上只要他们拖延履行固有联姻义务，追求新的联姻，并利用新联姻来增加垂直式的政治威权，这种婚姻策略就具扩张性的特征。[14]当各世系与其内的家户单位成员各自致力于发展扩张型的婚姻策略时，就会产生多股横流，把平权组织的权威往贡萨式的阶序组织推去。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四周国家与高地Zomia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立。环绕在Zomia四周的亚洲国家其实与亚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十分不同，他们具有一个特殊的生产基础，那就是稻耕。中国北方虽是以麦为主的农业，但在Zomia形成之际，稻米已成为中国最普遍，同时也是地位较高的主要作物。稻耕依赖灌漑，通常有不只一个生长季节，而且还能养活高密度的人口。因此，稻耕是格外具有辨识度的农业生产，更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在土地与人口控制方面，印度诸国和中国在如何累积剩余价值上，仍有所差异。印度诸国控制农地的典型作法是由控制人民开始，而中国则以控制农地来管辖人民。即使有这些差异，且这些国家也经常有灾难与崩解的可能，但他们的稻耕设计总能生产出大量盈余，并且可让国家轻易地辨识与占夺。
相对来说，高地Zomia的政治经济与印度、中国的政治经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当Scott重新考虑由Edmund Ronald Leach所引发并得到长期讨论的议题时，就触及到这个差异。Leach所讨论的，是在上缅甸不同海拔的高地与低地间不同类型农业与政治组织的差异。高地水平式整合的政体其实颇符合Scott所谓闪避国家的政体，因为对于那些逃避国家的人而言，最安全的空间就是高地Zomia中人迹罕至之地。不过在面对闪避型政体和移动式耕种的政治经济时，Scott引介了一个新的讨论。对于Scott而言，致力于游耕，使人与农地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辨认，其实是一种有意地降低被国家权力机构辨识的策略。Scott甚至认为，高地游耕特意把多元作物分散开来的作法，有更深一层的战略层面。这些适合在海拔较高地表生长的作物，确实可以将劳动力的盈余积累于地下，以备紧急情况所需。另外，这些高地Zomia游耕作物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即使它们或许是比水稻更有营养价值的食物，但这些作物剩余价值的积累却从来不曾达到周边国家稻耕农业的规模。后者提醒我们进一步考虑Scott不重视的一些与高地Zomia政体相应的政治经济细节——贸易——在高地社会的重要性。尽管除了强调稻耕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外，Scott并未忽视交换价值或贸易的重要性；不过由于Scott的论述重心严重地倾向国家，因此讨论焦点就放在农业剩余的贸易上，而无视Zomia重要的高档商品贸易路线的具体细节。例如，在讨论贸易成本时，Scott就从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立场表明，若实际运输是经由人力或兽力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庞重的粮食作物的远距贸易会变得难以为继。因此，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只有用水运才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而水运若是采用海上贸易，就又要开始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输成本计算方式。于是正如在国家官僚体制内一般，识字能力和使用数字的能力提供了控制风险和利润的手段，不识字或不会使用数字的人就会因为缺乏这些控制的方法而很难开展贸易活动。也就是说，尽管Scott注意到，高档商品的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是Zomia地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晚近的这几个世纪，Zomia在鸦片和金属、矿藏等方面的生产和交易也同样举足轻重；但从国家贸易的出发点看来，这不是重要的贸易细节。尽管在Zomia，通过高地Zomia的贵重物品贸易路线纵横交错，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路线密切连结；但这些贸易在高地Zomia人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性，并没有让Scott思考到高地Zomia社群建构上对高档商品贸易可能更胜于对农业剩余的依赖。
仔细检视，高地Zomia社群政体的组织和转变，实不仅出自Scott所强调的单纯地抗拒国家形成，贸易才是更具影响而无孔不入的力量。就剩余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言，因为负责贵重高档商品流通的控制中心并不受简单的市场机制所制约。高檐商品的价值，是由较大规模而有影响力的奢侈实践来媒介，或是说周边国家——印度诸国与中国——的这类实践影响了高档商品的市场价格。而且尽管印度诸国和中国的宇宙观中都含有强烈的奢华成份，但由于二者宇宙观的意识形态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商品的价值阶序也存在着明显的对比。换句话说，市场并未能完全地主宰交换价值的形成，反而是文化上的排名分级和宗教上的意识形态，才是决定商品与路线交换价值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Scott虽然明确地指出，高地Zomia是周边国家很多高档商品的丰富货源地；但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其价值——这些商品虽是由Zomia所生产或经手的，但其价值却是由周边国家具文化独特性的市场而定的事实。这对于我们了解高地Zomia政体有一个明显的暗示，那就是在进行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时，这些商品比农业更为重要。
更深入来看，实际上在整个高地Zomia，贸易和联姻之间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彼此勾连的。一方面，高地Zomia的政治经济模式使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价值隐而不见，不被周边国家发现；另一方面，其商品生产的目的又是专门为了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在贸易交换中，高地Zomia社群所建立的权威合法性，必须能够将其水平而集体式的权威组织与垂直式的国家威权组织做一个连结，这种连结在婚姻联盟和伴随联姻而来的种种交换关系中，又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说是一个既普遍又非常特别的关键性枢纽。随联姻而来的交换跨越了各种生命周期，甚至包括Zomia中不同仪式历法的社群。婚姻策略的运用也因此牵涉到在谋求长期的婚姻交换保证，以及获取短期的仪式性报称（Prestations）谋略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在此枢纽上，贸易中的交换价值和婚姻中的交换价值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进行双向运作。这些婚姻与交换价值的紧张关系，使得克钦社群政体的先天本质不管是在原则上，[15]还是在事实上，[16]都十分松散。
更具体地说，在交换价值的组织方面，高地Zomia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高地Zomia有别于周边国家的特殊处在于，到处都存在着实行积极婚姻法则（positive marriage rules）的社群。这种婚姻法则的实践，在交换价值上建立彼此相欠关系的结构方式，进一步形成姻亲的合法权威及其下的种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向周边国家霸权反击的力道。相对于高地社群，周边国家在组织婚姻时采用的方式十分不同。概括地说，在整个欧亚大陆中，这种积极婚姻法则的做法几乎不存在，最多只存在于帝国形成的边缘Zomia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中。[17]这些国家征用高地社群劳动力的价值时，通过各自的官僚机构来进行。高地Zomia特出之处即在于处处皆有各式各样的积极婚姻法，反观其周边国家甚至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却都毫无影踪。
Scott在面对亚洲国家时看到了一些特殊之处，也在Zomia高地社群与��些国家的关系中发现了Zomia，这是他的创见。但同时，Scott的疏忽则在于他并没有描述存在于各自劳动价值与交换价值形成过程的独特关系，也没有注意到这两类过程如何在个别社群中彼此牵连的关系。
五、结论
无庸置疑的，对于1945以前Zomia范围的高地社会而言，当它有清楚的被驱赶的历史，甚或模糊的迁移口传可征时，Scott提出了一个从国家效应的立场解读族群起源与社会构成的重要观点。笔者认为未来任何作高地东南亚研究的人，不可能完全拒绝Scott为这个「世界最大陆块」的「无国家者」在20世纪中期之前的历史所提出的「国家效应」观点，更无法不同意他对「国家史观」的批判。同时在细读Scott全书的论点与论证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Scott对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一方面为族群来源提出更有意思的说法，一方面则相当有效地摧毁任何实质化族群之企图。更重要的，笔者以为这个Zomia的新命名，使我们无法忽略此区域高地作为「界域」的特性，使其无法从任一国家的立场来理解此区域人群，而强调从界域中人群的立场，以及这些人与国家相互对话式的「镜像」关系角度进行理解的必要性。[18]而Scott对于Zomia低地与周围国家并非族群，而是用各种政治、军事与文明计划均质化了不同族群人口的国家说法，是了解Zomia内外国家非常重要的观点。
但Scott的论点中，首先由于其基于国家效应理论之引导所采取的国家与无国家历史结构模式，其次由于其独立自主个体的行动者预设，导致多项出自负面理解的简化问题，是读者在应用时必须格外留意的。除了Victor Lieberman已提出针对Scott对低地河谷邦国形成与衰败解释的单一化外，[19]在其历史结构模式下，Scott仅从负面理解高地Zomia社群，造成许多简化的缺失。笔者认为，Scott对于高地Zomia的理解缺失包括：第一，他将所有高地平权型社会结构简化为是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结果；[20]第二，他对于Zomia高地与低地社会商人与贸易问题的简化；[21]第三，他视高地为国家的附属品，而排除任何对于高地社会能够有自生阶序产生可能性的问题；第四，对于高地语文经验的极度简化与对在高地的普遍「白话语文」（vernacular literacy）现象的忽视。[22]
其次在个人能动性解释背后的预设问题：就某方面而言，Scott所建立的一系列相互构成的背后，还是有历史中的人类心灵具有某些共性的假设。也就是说，Scott许多论点背后的共同处，就是认为抗拒国家和紧抱一种在国家掌握之外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是由于天性使然。这种关于泛人类心灵共性作用假设的吸引力在于，它赋予国家主体、难民和抵抗者等一个认知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在任何特定时空的生活之外，设想其他的生活方式。若要改变一个人的境遇，无论是在国家之内还是之外，个人必须首先能够看见实际生活与想象生活的不同。因此，Scott的说法给历史留了余地。
但另一方面，Scott也给了历史这个概念一些限制，而把它局限于定向性社会变迁的几个模式之内，也就是试图在社会变革上强加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向性。泛人类心灵共性的假设有一个缺点，当绕着人类对于社会变迁方向的心灵共性打转时，也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并且剥夺了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时的集体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动者和能动性往往是相关的，Scott忽视了这里还有集体的能动者和集体的能动性。了解这点不仅可以避免把人类行动的社会基础化约为道德个体预设的危险，也避免了从人对行动处境的精确认识中去除集体认识所扮演的可能性。这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老问题，而最好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社会性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基础之间，认识其中辩证关系的性质。[23]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政体和政治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整合，应是未来Zomia研究该纳入的目标。Scott这本重要且具挑动性的书虽提了这个建议，但是一个全盘的解释却依然模糊。为了理解这种整合，两个重要的调查领域是不可少的。首先是建立起一个更完善的Zomia地区贸易史，特别是再回头处理高地Zomia及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其次是Zomia地区中贸易和社群形成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还需要进行一个更广泛的整合研究。在这样的尝试之后，我们应该能够针对以下两点获得更好的理解，一是社群生活对政体的重要性，其中婚姻应被纳入考虑，但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对象；一是在高地Zomia及周边国家之相互构成这个层面上，对经世治国之术的文化细节和贸易组织的文化意义的重要性的理解。
注释：
[1]由于Scott视贡萨阶序仅是国家效应的附属品，对于几位企图用别的方式提出解释克钦贡萨阶序的学者，如Claude Lévi-Strauss、Edmund Ronald Leach、JonathanFriedman、David Nugent的论点，Scott 没有讨论。参见Claude Lévi - 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1969[1949]); Edmund Leach, “ ‘Kachin’ and ‘Haka Chin’: A Rejoinder to Lévi-Strauss,”Man (New Series), 4:2 (1969):277-285; Jonathan Friedman, System,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siatic” Social Formation (Copenhagen: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1979); David Nugent, “Closed Systems andContradiction: The Kachin In and Out of History,” Man (New Series)， 17:3 (1982): 508-527;对 Edmund Ronald Leach、David Nugent与Jonathan Friedman关于贡萨阶序起源的论辩，Scott也不讨论。参见Edmund Ronald Leach，Political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Social Structure; EdmundLeach, “Imaginary Kachins,” Man (NewSeries), 18: 1 (1983): 191-199, 18:4 ( 1983): 787-788; David Nugent, “ImaginaryKachins, Man (New Series). 18:1(1983): 199-206; Jonathan Friedman, “Generalized Exchange, Theocracy and theOpium Trad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7:1 (1987): 15-31。
[2]Victor Lieberman,“A 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333-346.
[3]Mandy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Upland Asia” 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903,2010年11月8日浏览。
[4]Victor Lieberman、Mandy Sadan也有类似说法。参见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Interior Spaces, 333-346; Mandy Sadan, “Review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5]A. Thomas Kirsch, Feasting and Social Oscillation: Religionand Society in Upland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Program, 1973); Chris Fuller and Jonathan Parry, “ ‘Petulant Inconsistency’？ Th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of Edmund Leach,” Anthropology Today, 5:3(1989): 12-13; HoTs’ui-p’ing(何翠萍)，Exchange, Personhood and Hierarchy:Rethinking the Kachin (Doctoral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7); 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in Social 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cois Robinneand Mandy Sadan (Leiden: Brill, 2007), 211-255; Stanley J. Tambiah, Edmund Leach: An Anthropological Lif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0-71.
[6]Jean Michaud也提到Scott论述充满了高贵野蛮人的想象，Mandy Sadan则对全书展现的「作者效应」有清楚的批评。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 Zomia and Beyond,” 187- 214;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笔者赞同他们两位的观点，但更认为此「作者效应」所体现的是Scott低估了文化价值与政治经济历史对于个人能动性的影响。
[7]Ho Ts’ui-p’ing, “EdmundLeach and Beyond: Map Three in Political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Frontier Environment, Borders，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ponsored b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ritishColumbia, Canada, May 31, 2008).
[8]MandySadan, “Translating Gumlau: History,the ‘Kachin’ and Edmund Leach,” in Social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gois Robinne and Mandy Sadan,67-87; Maran La Raw, “On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E. R. Leach’s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toKachin Studies,” in Social Dynamics in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cois Robinne and Mandy Sadan, 31-66; 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9]亦见 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 Refuge in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333-346。
[10]亦见 Claude Lévi-Strauss、EdmundRonald Leach、F. K. Lehman、Ho Ts’ui-p’ing 等既有的讨论。参见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Edmund 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F. K. Lehman, “Internal Inflationary Pressuresin the Prestige Economy of the Feast-of-Merit Complex: The Chin and KachinCases from Upper Burma,” in Ritual, Power, and Economy: Upland-LowlandContrast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ed. Susan D. Russell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89-102; Ho Ts’ui-p’ing, Exchange, Personhood, and Hierarchy: Rethinking theKachin。
[11]Ho Ts’ui-p’ing,“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 Market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 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Highland Bur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8 September, 2010; Mandy Sadan, “Translating Gumlau: History, the ‘Kachin’ andEdmund Leach, 67-87; 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12]但这个称呼本身也产生不少混淆。Eric R. Wolf这种帝国或邦国的说法，主要来自马克思所说的「朝贡生产体系」。Wolf的解释是：「这些帝国或邦国代表一种主要生产者……虽然可以掌控他们的生产数据与手段，但国家仍可以用政治和军事的方式向他们征收贡赋。」参见Eric R. Wolf，Europ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80-81。需要留意的是，Wolf这种「朝贡体系国家」的说法与一般定义“tributary state”的说法相当不同。Hill Gates 的Chib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6)一书，也从朝贡生产模式的观点讨论中国自宋朝以来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13]Eric R.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History, 56-51 &82.
[14]Claude Lévi-Strauss, The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5]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6]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Market 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 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Highland Burma”.
[17]MarkEdward Lewis在中国环宇帝国的研究中，对于中国的转变与七世纪以来唐朝政体间的关系有很好的陈述，参见Mark Edward Lewis,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Dynast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七章。他观察到，「唐代在亲属关系上最重要的发展，是势力遍及整个帝国的世族大家的消失，这些世族大家过去通过巧作的系谱、精挑细选的联姻，以及持续成功地确保官职的方式，维系他们几世纪的显赫。一般认为他们的消失是标示从唐到宋，从所谓『中世纪』文化转变为前现代或是帝国晚期文化，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页180）。JackGoody对欧洲亲属与婚姻模式的变迁也有很好的讨论，参见Jack Goody，The Development of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此处「界域」的定义主要采用Sherry B. Ortner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borderland的用法，参见Sherry B. Ortner, “Borderland Politics and Erotics,” in 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181-212; Robert R. Alvarez, Jr., “The Mexican-Us Border: The Making of an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Annual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447-470; Michele Lamont and Virga Molnar,“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2002): 167- 195。Ortner认为人类学「界域」的研究，主要出自知识论上对于研究对象不变或静态的文化反思的前提。「界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边疆、边陲或边地，更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充满了「跨越文化与政治空间的人与意象之间的流动与会遇」，「界域」的文化是「不断地接受挑战、反身性地建构的」。参见Sherry B. Ortner, “BorderlandPolitics and Erotics,” 181。
[19]Victor Lieberman, “A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333-346.
[20]亦见Ma Jianxiong（马健雄）,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Families on the 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paper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SEAA),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Taipei, Taiwan; Magnus Fiskesjo,“Mining， 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The Politics 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 241-264。
[21]亦见Ma Jianxiong、C. Patterson Giersch、Magnus Fiskesjo的讨论，参见Ma Jianxiong,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 Families onthe 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 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the Inner-East - 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215-239; Magnus Fiskesjo, “Mining， 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 The Politics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241-264。
[22]HuangShu-li（黄淑莉）, “Congregation, Proselytism, andReligious Freedo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hmao Christianity in Southwest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2nd Annual Meeting of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 5-7 November, 2010.
[23]上述缺失同时还使Zomia是否可以将中国西南涵括在内，成为争论的焦点。马健雄一方面从相当精细的哀牢山区个人、族群互动与国家关系的材料，重建哀牢山区自1720年代以来的历史，一方面以为Scott将中国云贵高原纳入Zomia范围，是对中国西南历史的不解（参见 Ma Jianxiong, “The State Agency in the Formation of Yunnan-BurmaFrontier since the 172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and Transformation, 5-7 November, 2010, Chiang Mai, Thailand）。前者是如「从间隙中写作历史」取向的丰硕成果（参见Thongchai winichakul, “Writing atthe Interstices: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and Postnational Histories inSoutheast Asia,” in New Terrains in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ds. Abu Talib Ahmad and Tan Liok Ee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3-29)，后者是讨论区域范围之界限。本文作者认为，正如Leach无意做历��，而是在做他心目中的历史结构模式一般（参见Ho Ts’ui-p’ing, “Edmund Leach and Beyond: MapThree in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Scott的历史结构模式，对于国家或高地社群都造成单一化、概化与简化的后果，同时在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下，又忽视了集体能动性的缺失，对于真正从事此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成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难以接受Scott论点的重 要关链（参见Ho 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 Market 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 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 Highland Burma”; MaJianxiong,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 Families on the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Ma Jianxiong, “The State Agency in theFormation of Yunnan- 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720s”; Magnus Fiskesjo, “Mining,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 The Politics 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China, 241-264; 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 - Southeast AsianBorderlands,” 215-239）。但在Scott 看来，这所谓Zomia的区域范围，本来就是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不断持续缩小与零散化，而不是从任一帝国、国家观点出发所划的不变的区域。放眼未来中国西南历史之研究，笔者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从此区域「界域」特性（见上文与注30）的观点，而非任何单向的国家开发、剥削、驱赶或单一国家史观前提的观点，持续地以精细的材料建立此区域的历史过程。Zomia范围的争议，没有此类历史过程研究的足够累积，是无法得出答案的。
这里文章被分成两节，可别只看一半。
一、前言
2009年James C.Scott《不被治理的艺术：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以下简称为《不被治理的艺术》）（TheArt of Not Being Governetd： An Anarchist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①]一书的出版，是亚洲甚至全球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的大事。这本书的问世，为东南亚高地起了一个新名字——Zomia。Scott从国家效应的角度讨论1945年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Zomia如何在低地国家形成与扩张的过程中，相应地自成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范围。Scott所称的Zomia，西起印度以北，东至越南北部，主要包括当前中国云贵高原（包括四川以及广西的部份），以及高地东南亚的范围（页17，地图2)。[②]他认为此范围两千年前开始形成（页127-128、140），后来逐渐缩小而零散化。两千年以来，在这个Zomia范围内的人群主要是由一波一波为逃离低地邦国、帝国打造计划——包括各种泰、缅等印度政体与汉的中国政体——的人群所组成的。[③]Zomia的高地人不是被各种文明计划淘汰的人，也不是社会发展演化的边缘人，而是选择与低地文明中心及国家保持距离而逃往高地的人。他们的农业、社会结构、文化，甚至可能包括他们的无文字状态，都是这个选择的结果。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对于任何高地东南亚、云贵高原，或是包括喜马拉雅山高地在内，甚至是Willemvan Schendel所定义更大范围的Zomia区域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是一本令人既无法释手又无法释怀的书。无法释手的部份已经让此书获得多项年度最佳图书的荣誉，并为无数研究区域不在Scott所指的Zomia范围内的学者所借用或引用；[④]而那无法释怀的一部份，则引发无数学者以各自研究对象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Scott的论点提出过度概化、简化的批评。在不同新书发表的场合中，Scott都很明白地表达此书写作的企图之一正是希望挑动争议。事实上，无论就2010年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中「Zomia及其超越」（Zombiaand Beyond）专号的论文与书评，或者2010年11月5-7日在泰国清迈所开的AsianBorderlands会议中的多篇相关论文来看，就如Scott所期望的，他书中富于争议性的论点，确实正在激起并凝聚更多更精细历史过程的探究。[⑤]
Scott一书的副标题「高地东南亚无国家主义者的历史」（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Southeast Asia），凸显作者欲重构高地东南亚的前现代区域历史的企图，颠覆在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中，对高地东南亚居民的刻板描述。全书最重要的结论是：高地社会是「国家效应」下的产物。本文首先介绍Scott提出的Zomia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论点。从Scott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描述Scott如何用其解释Zomia社会的特性，并对既有的从国家史观出发的历史提出有效的批判。其次比较另外一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同时也是Scott在全书论证上仰赖甚深的高地东南亚研究经典著作——EdmundRonald 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个克钦社会结构的研究》（以下简称为《缅甸高地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⑥]讨论二书对高地克钦社会解释之异同，以及他们对高地东南亚人群研究论证上的优点和缺点。接着，笔者将从Scott有关Zomia高地与低地政体间辩证关系的论点，进一步讨论Zomia空间范围的特性；同时从高地Zomia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性，提出政体与政治经济在更高层次整合之必要性以及未来性。为了方便以下议题的讨论，本文将冒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把「政体」（politics）用来指称意识形态上合法地行使武力等强制力的权威，至于「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则用于指称经由人的劳动力及其累积流通与消费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组织。[⑦]最后，本文将总结从Zomia角度看高地东南亚研究的意义与未来。
二、「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
James C. Scott在处理Zomia的社会历史时，所面对的潜文本(subtext)是所谓的「国家史观」，即：国家作为一个有特殊目的与职能的政治能动者，其职能是治理，而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汇集粮食与人力的资源。从国家史观的角度来看，由于地形限制，国家难以进入东南亚高地，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才得以在无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发展出适应高地特殊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农业生技、文化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成现在看来是独树一帜的高地社会。这样的观点，言下之意是：「高地社会」乃是被国家所遗弃的社会，等到国家有足够的资源与技术可以成功地汇集高地社会的资源，高地社会就会被纳入国家的版图中。乍看之下，这样的观点似乎无错，高地社会的确正在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更符合国家目的、更适合被治理的定耕农业与定居村寨。然而，国家史观所呈现的高地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对高地社会的污名化，高地社会多以被征服者、被转化者的形象出现在国家史观的历史中，相对于低地国家的文明，高地社会是原始的、野蛮的，亟需国家的治理，等待文明的救赎。
有鉴于国家史观剥夺无国家社会与人民作为历史能动者的权利，Scott认为，尽管高地的地形限制对国家治理与高地社会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考虑高地人也是具有充份政治意识的历史能动者，那么高地人在可以选择不居住在高地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居住在高地，就是一个政治选择，目的是远离国家的统治，躲避战争的混乱，免去赋税与劳役的负担，等等（页29）。
综观Zomia前现代国家的历史，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总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地移民潮，因此，所谓的高地社会其实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政治难民的集合体，这意谓着Zomia高地社会的形成与低地国家的建立、扩张与崩溃的进程存在一种辩证关系。Scott主张应以「国家」与「无国家」的辩证来理解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关系，意即如果国家的目的是汇集人力与物资，那么无国家则是以分散人力与物资来响应；如果国家历史的书写是以国家建构为主轴，那么无国家历史的书写则是以废除国家为主轴；如果国家的最终目是将无国家的地方纳入治理的范围，那么无国家的最终目的则是永远地脱离国家的统治。基于此一辩证关系，Scott认为高地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无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形成，乃是高地人主动地拒绝国家干预的结果。因此，高地社会应被视为「国家效应」，高地人的社会结构、生计方式与文化模式等，皆可视为是为了「逃避国家统治」，甚至是「阻止国家形成」的特殊设计。一些经常被低地国家所污名化的特征，比如边缘区位、经常迁移、移耕农业、无文字书写、群龙无首的平权社会、千福传统等，不仅不是高地社会被文明遗弃的标记，反而应该被视为是高地社会因应国家扩张的结果（页8-9）。
在Scott所建构的「国家效应」理论模式中，「立场」（positionality）是构成高地社会多样性的核心要素。尽管Scott并没有定义「立场」，但从相关的讨论中，大致可将「立场」等同于「位置」（location）（页261），而此处所指的「位置」是一个相对于「国家空间」的概念。在国家空间以内的地方，经历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在国家空间以外的地方，则经历一个部落建构的过程。从「位置」的角度来看高地社会，所谓的部落并不是一个以血缘或者继承关系所构成的群体，而是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所建构的群体。尽管部落作为一个相对于国家的政治实体，是国家建构过程下的产物，Scott强调当部落被建构以后，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调整「立场」来处理部落与国家、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因此，部落的族群性与部落人群的身份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地社会揭示其「立场」的「政治计划」（页258）。
Scott所讨论的「立场」区辨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逃避国家，阻止国家」的立场，这是从适应国家的设计或者策略的角度，来论证高地社会所做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拒绝被国家统治」的「立场」。他们分散的居住形态（第五章），脱逃式的游耕与作物，渔猎、采集、游耕和贸易混同的生计方式与强调平等的社会结构（第五、六章），都是出自这个政治立场选择的结果。此一观点将高地环境与生态的限制转化成高地社会的优势，是论证高地社会「拒绝国家」统治的重要理论转折。如，Scott认为高地社会的农业是多样的，他们多是以移耕为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技术落后，而是因为高地社会选择放弃定耕农业（页191）。从移耕农业所具备的动性与作物多样性等特点来看，移耕农业是高地社会能够同时在拒绝国家统治与稳定粮食供应之间的最佳选择。15世纪末，葡萄牙人将新世界的粮食作物引进到高地东南亚，玉米与树薯等高海拔作物易储存与非劳力密集的特点，更大大地增强了移耕农业的动性，成为高地社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页200-201）。
第二个层次的「立场」是高地社会自我建构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个层次上，高地社会是以对话者的立场，「回应」低地国家所释放的「统治」讯息。Scott特别强调高地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低地国家的「延伸」，两者应该是一种「镜像」关系（页216）。「镜像」这个概念，凸显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对话式」（dialogue）的，在互动的过程中，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高地社会对低地国家的响应，环绕在平等（equality）、自主（autonomy）与移动性（mobility）三个主题的意识形态上（页217）。这种意识形态在国家所主导的文明化论述中是负面的，却是高地社会之所以成为高地社会的核心价值。更明确地说，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虽属同一个交换系统（页105）、共享一套描述权威与秩序的语言（页115），高地社会能免于被低地国家同化，正是因为高地社会有一套以平等、自主与移动性为核心所建构的价值体系，独立于低地国家以文明和阶序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之外。
高地的社会结构与农业形态一样，都是一种选择；如果说农业形态是一种管理卡路里的特殊设计，那么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管理权力的特殊设计（页208）。Scott认为构成高地社会结构的两个要素，一是部落性（tribality），一是平权（equalitarianism）。国家与部落是相互构成的政治实体，部落的特点是简单、小且分散，在面对国家的统治威胁时，部落能够很快速地以「社会结构重组」的方式来响应，可能是裂解成更小的单位，也可能是集结成较大的政治实体，这取决于部落响应国家所采取的立场（页208-211）。平权基本上就是一种驱逐国家的策略（state-repellingstrategy）（页213），但也并不是所有的高地社会都是平权的。Scott认为，高地社会当然可以选择一直不断裂解成更小单位，以维持平权、没有君长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一种驱逐国家、阻止国家形成的终极策略；但高地社会也可能与国家建立一个沟通管道，或者与国家结盟，基于其响应国家所采取的立场，高地社会可能出现不同程度与类型的阶级化现象。它可能是不稳定的（如克钦），也可能只是一种掩饰（如傈僳），当然也可能是稳定的（如彝族）。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对Scott定义的国家与Zomia概念中所指涉的周围低地国家与高地族群或部落作一厘清。首先，在Scott所划定的Zomia范围里，他的认知是一直到1950年代以前，由于地广人稀、山峦阻隔的特性，国家之建立的首要前提在掌握人力、人口与粮食作物的生产。他所说的国家，除了1945年以前的前现代民族国家外，与EricR. Wolf所定义的「朝贡体系国家」（tributarystate）[⑧]（见下文）很类似，但Scott所指涉的国家，可以只是控制一个高原盆地的掸人王国，甚至是更小的散布在四处河谷的傣的小王国，当然也指涉如泰、缅甸等印度诸国以及越南，甚至中国等大王朝。Scott认为Zomia国家最根本的定义是：国家必须具有收拢人口的力量以及收税与要求人民服劳役的能力。在这有如欧洲大小的Zomia范围中，低地国家通过战争掳获、收编人口，以水稻种植的经济基础聚集、收拢来自各方的农民，发展官僚体制与军事力量。通过印度与中国的宫廷礼仪以及佛教等文明建立统合的宇宙观，整合这些从不同地方来的人群；统一语言、文化与宗教，形成阶序，统治人民，巩固政权。这种邦国建立过程中社会与文化的均质化，早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第二章、第三章以及页245-253）。
Scott认为在国家建立过程中，人群间的遭逢有三种可能的状况，那些被讨伐或攻击的人群，或是留下来成为国家的一部份，或是抵抗，或是逃离国家（页209）。基于作者对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有理解，[⑨]整本书以同样的气势，打破一般视族群或部落（页256-265）为社会演化初期性质的成见，而特别强调其在「部落性」（页208-211）上的建构性。族群或部落是一种在国家脉络下产生的「次要形式」（secondaryform)（页281）。高地人群是基于不愿被国家治理的政治立场选择遁走高地，而在高地四处形成没有国家治理的集合。相对于农民是臣服、附属在国家治理之下的人群类别，部落则是选择逃离国家的人群类别（页257）。在一波波逃离低地统治的过程中，他们与本来散布在各处的高地人群结合，形成高地族群。高地族群的认同是流动的，像水母般，时时在改变，时时在发展彼此的异质性。相对于低地国家设法以统合的宇宙观来同质化、阶序化其人口，高地人群在与低地以及其他高地人群的资源竞争中，则强调彼此的异质性，形成区辨族群或部落的基础（页253-282）。他们的无国家状态，是一种逃离国家的选择；在被国家收编后，通过国家的分类与命名，成为国家中的部落，终究都是国家效应。第七章「族群源起与衍生」中，Scott从高地社会的族群多样性（ethnicdiversity）与认同变迁的现象，即阐释此高地社会的「异质化」过程。在第六、七章之间，Scott还有一个六又二分之一章，强调高地社会的「失落语文」经验乃是出自其放弃语文的选择，是高地社会结构选择立场的附属物。
Zomia地区高地族群与低地国家间的相互对话式的建构关系，即是在一波波低地国家建立、人口收编、反抗与逃离的过程中，一部份变成了低地国家政权下的人口（傣、泰、汉、京人或缅人等），另一部份则成为那些逃离上山而形成「苗」、「瑶」、「拉祜」、「哈尼」、「佤」、「阿佧」、「克伦」等族群的人口。Zomia地区地理上地广人稀、山地阻隔的特性，与高地人口源于逃离国家初衷的移民、难民特性，造成低地与高地在文化、社会结构，甚至国家与「部落」上的差异。
这种部落或族群极端建构论者的观点，除了解决「族群起源」的问题以外，也预设了部落自我崩解的可能性，这也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宇宙更新的先知」（prophetsof renewal）所要处理的议题。Scott认为高地社会经常是因为叛乱才被记入史册之中，与其将这些「叛乱」理解为高地社会「拒绝国家统治」的反抗运动，不如说这是高地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理由是每一次的叛乱都会带来高地社会重整的结果。Scott注意到高地社会的叛乱总是带着浓烈的千福运动的色彩，通常是当无可忍受国家的干预之时，高地社会就会启动自我更新机制。尽管启动「更新机制」的千禧福音所传递的「拯救」讯息，乍看之下，只是低地国家通过政治组织，强加于统治人群之上的宇宙观的变体。然而，若将高地社会的千禧福音传统视为低地宗教的附属产物，则低估了高地人群的创造力与自主性，这与高地社会拒绝被低地国家所同化的政治立场是互相违背的。因此，Scott主张：高地人群采借低地国家的宗教概念与宇宙观，来创造高地社会的「叛乱传统」（rebellioustradition）（页304）。换句话说，Scott认为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应该视为一个「概念共享」的「世界体系」（cosmopolitan），在这个体系下，有一套共享的语言用以宣称「超越地方性的权威」（supralocalauthority）（页308），低地国家动用这一套语汇（或者象征），来建构国家权威；高地社会也可以动用同一套语汇（象征），来传递千禧福音，挑战国家权威，千福运动跨族群的政治影响力，是高地社会能够仿效低地国家建立跨部落政治连结的最佳证明。
相对于低地国家以及以官僚体系为核心的「超越地方性权威」与「文明化论述」，高地社会以千福运动为核心所形成的跨部落政治组织，有两个特点：第一，千福运动的领袖权威，通常是被诉诸于不可捉摸的超自然元素（spiritualelements），与官僚体系建立在制度理性上的权威非常不同；第二，千禧福音所揭示的救赎之路，以颠覆秩序进而重建秩序为福音讯息的核心，最终的要求是颠覆现存的社会阶序，以脱离受压迫、被统治的困境，此一论述与国家的文明化论述强调从无秩序到秩序的文明进程非常不同。
Scott认为，首先，尽管千禧福音总是蒙上神秘宗教的色彩，经常是掺杂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异端或是异教元素，还是有必要将千福运动「去奇风异俗」（de-exotic）化，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探讨千福运动何以是一种国家效应。Scott主张「领袖魅力」（charisma）应被视为是一种存在于先知和追随者之间的文化关系，他以吟唱诗人和听众的关系，来比喻先知与跟随者的关系，一个成功的先知所传递的讯息，必须符合群众的期待与他们对世界体系的理解。换句话说，在这个体系下，救赎的剧本应该如何发展在国家建构之时就已经写好，先知是那些能够掌握「国家象征技术」的人（页310），他们能够向跟随者证明，他们对「超越地方性的权威」有充份的了解，并且能够将这些知识与跟随者的处境相互连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千福运动的领袖是高地社会中的「本土世界主义者」（localcosmopolitans）（页309），通常能够娴熟地使用多种语言，在不同文化之间扮演翻译者的角色，由于他们是界限的穿越者，其存在也成为高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Scott以韦伯的「贱民中的知识分子」（pariahintellectuals）（页310）一词来形容这些「本土世界主义者」，他们是高地社会中的特殊阶级，这个阶级是跨族群、跨部落的，能够以一种原创的态度，赋予来自高地的宗教概念与宇宙观不同的意义。
其次，千福运动必然揭示一个「拒绝被国家统治」的立场，这个立场使得启动千福运动的政治计划，必须导向一条不同于国家文明化论述的救赎之路。Scott认为19世纪以后在高地社会所掀起的改宗热潮，即是一种千福运动的形式。基督教这种以救赎为终极关怀的西方宗教，在高地社会中大受欢迎，高地的改宗者不仅接受了基督教的宇宙观，更将基督教的千禧福音挪为己用，构成了高地社会不同于国家文明化论述的高地现代性。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不只基督教，高地社会的国族主义、共产主义或本土主义等，都可说是某种形式的千禧福音，不同的形式只是说明了传递千禧福音的工具的与时俱进（页319-323）。换句话说，Scott认为尽管高地社会的现代化论述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低地国家现代化论述的翻版，高地社会的现代性却是一种千福运动的经验。因此，高地社会与低地国家的现代化论述两者不是复制的关系，而是模仿的关系，正如同千禧福音与低地国家的宗教概念和宇宙观的关系一般。
总括Scott全书最突出的论点，系指出高地缤纷相异的族群状态是出自高地人群「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Scott认为高地居民选择居住在高地，正是因为高地是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远离国家的统治、躲避战争的混乱、免去赋税与劳役的负担。Scott建构高地社会作为一种国家效应的理论模式，从低地国家的建构开始，进而从国家效应的观点建构理解高地社会的形成、特性与立场的理论模式，最后以高地社会的自动更新机制作为结束。高地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主」，高地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拒绝国家统治、阻止国家形成的行动，因此，高地社会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历史行动者，他们创造了阻止国家发生的脱逃式的农业，不利治理的散居形态，不易收编的平权式社会结构与无文字的口语记忆机制。不同于一般认为高地人群因尚未被国家或文明所收编而没有历史，Scott强调高地人群为了有别于低地国家的政治立场，而选择认同平等、自主与流动，也因此他们选择没有文字的历史，只有口语的、容易操弄的记忆机制所叙说的过去；并以千禧福音运动的方式再生产他们的社会。这样的观点最重要的突破是颠覆了既有「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对高地人群的说法。
三、高地东南亚研究的两个模式
Charles Keyes在对本书的书评中开宗明义地点出，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被视为EdmundRonald Leach《缅甸高地政治体系》的延伸。[⑩]他认为Scott是第一位把高地与低地的政治体系，当成一种彼此间有相互依赖、构成关系社会体系的政治学者，而且Scott还进一步把原本Leach讨论缅甸高地的范围加以扩充，涵盖了中国云贵高原以及整个从印度到越南的东南亚高地范围。全书旁征博引的不仅仅是东亚与东南亚高地的材料，还包括安地斯山区、高加索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等的文献。事实上，Scott本人也对《缅甸高地政治体系》推崇备至（页213）。笔者以为，Scott在提出国家效应的解释模式时，其论证的核心正是从Leach高地与低地共生关系的解释发展出来的，并清楚地呈现在全书的骨干第七章「族群源起与衍生」中。但Scott在提出Zomia这个更大范围的区域概念时，他的观点却强调高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与Leach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
Scott以无比的气势，不仅旁征博引他所定义的Zomia范围中高地与低地的人类学与历史文献，同时还常以全世界各处相当庞杂的文献作辅助。但多位学者都已指出，Scott对于民族志材料甚至理论观点的解读，都有大而化之的倾向。[11]当全书都以大而化之的手笔来叙述任何的民族志细节或历史时，要确实评估Scott的Zomia理论对于未来高地东南亚研究的贡献，着实有相当的难度。但由于Scott对Leach高地克钦研究的仰赖与青睐，因此，从梳理Leach与Scott解释模式之异同入手，将使笔者的评估更为具体而可行。
Edmund Ronald 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一书，讨论缅北高地与河谷低地共同构成的克钦山区的政治结构。他强调：第一，尽管服饰、语言、政治结构上各有差异，但要了解克钦社会历时性或地域性存在的特性，必须由他们在模仿河谷掸人王权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gumlao）体制之间摇摆的社会结构入手，才有可能。[12]第二，这个摇摆结构主要来自高地克钦对于掸王权文化的向往与模仿的吸力，以及克钦文化中对于联姻亲属伦理的拉力，彼此拉扯所造成。Leach一书在人类学史上最大的突破在于：第一，强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间的共生关系，以及族群界限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开启族群研究之滥觞；第二，强调超越功能主义者静态研究局限的必要性，寻求历时性以及区域性的动态解释模式。
James C. Scott《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企图解释Zomia高地如马赛克般缤纷差异的族群现象，以及低地泰、缅、汉与京（越）等人文化高度同构型的现象，乃是源于此区域在当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国家效应的累积与沉淀。在Zomia范围内，低地河谷上吸引或是强力征用、武力掳获山区居民，并通过各种文明化方案均质化这些人口。他们建立的不是族群，而是国家。高地人群则选择了「无国家」的立场，而形成族群与部落。无庸置疑，Leach有兴趣讨论高地克钦社会，而Scott讨论的主题在Zomia，不在任何高地的族群社会。笔者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当Scott对于任何高地的族群社会都没有兴趣时，他如何能够理解任何高地社会？
Scott延续了 Leach对于流动的族群性与高/低地共生关系的论点，但提出了不同于Leach的历史结构观点。首先，Scott的《不被治理的艺术》与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都是以高地与低地的共生关系作为切入点。Leach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认为克钦社会的政治状态，摇摆在缅北高地河谷掸人的阶序体制与平等型的贡龙体制之间。Scott的《不被治理的艺术》则认为高地东南亚社会的政治状态，是河谷低地国家主义者与逃避国家的高地无国家主义者之间的辩证结果，而且是整个Zomia范围的高低地共有的发展关系。其次，他们都认为个人能动性或主体性是造成变迁的重要因素。Leach强调个人追求权力、地位的动机促成他们或是模仿掸人的统治模式，或是追求民主的平权模式而发动贡龙革命，以此勾勒出克钦历史。Scott则强调这是人民作为历史能动者的表达。他更进一步地强调Zomia范围内高地社会是追求平等、自主与流动的社会，与低地社会有别。最后，他们都有建立历史结构模式的兴趣。Leach的历史结构模式，强调阶序与平等两种社会结构理念间的摇摆是缅北高地社会的特性；Scott则将阶序的社会结构等同于国家立场的表达，而视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出自「无国家」政治立场的创造，前者的收拢造成后者的逃离、回避与抗拒，反之亦然。
很显然的，在建立Zomia范围的意义时，Scott对Leach的论点有了不同的解读。一方面，Scott对Leach有关于贡龙是一种结构性的革命观点，紧抓不放；另一方面，Scott对Leach强调克钦既有贡萨（gumsa）阶序的民族志事实与观点完全忽视，并以不同于Leach的观点，视之为仿效国家的做法。也就是说，在Scott逃离国家论点的引导下，他过度偏重贡龙克钦的平权社会结构，也就是Leach所说的推翻专制头人统治而成为平权的克钦社会理想之一端；并且把这些克钦的革命，解读为逃离国家——掸——统治的选择（页258、260、261、273、274、277）。对Scott而言，Leach所指出克钦人本身既有的阶序理想贡萨，只是其论点中的附属品，无须在意，即使在Leach的论点中它是产生贡龙平权革命的重要肇因。
何翠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电邮：tpho@gate.sinica.edu.tw；魏捷兹（James R. Wilkerson)，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电邮：wei.jiezi@mac.com；黄淑莉，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电邮：hshuli@gmail.com。
本文稿的撰写得力于作者在三次公开发表场合之讨论激荡：2010年1月28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界域人类学」研究群讨论Scott此书之读书会，2010年11月5日参与Asian BorderlandsResearch Network在泰国清迈举办第二届年会会议David Holm与高雅宁组织的Wonderlands in Borderlands： ReligiousInstitutions and Ritual Texts beyond States 议题组之论文发表与评论，以及2010年11月29日在云南大学民族学院发表的演讲。文字翻译与修改得力于施崇宇、蒋斌以及两位匿名审查者之意见，特此致谢。
[①]James C.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Zomia这个名字并非来自Scott，但Scott所命名为Zomia的范围，却是最具有理论企图的。Jean Michaud对于Zomia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有非常详细的爬梳，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Zomia and Beyon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187-214。首先提出Zomia概念的是荷兰学者Willem van Schendel，他于2002年在一份地理学杂志上提出，参见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and Space, 20:6 (2002): 647-668。他认为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缘、西藏高原，一直到中南半岛的高地，在历史上、政治上都应该是一个特殊的跨国区域，而与一般所说的以国界为基础的区域，如中亚、东南亚或东亚等有所不同。他以chin语的zo-mi-a（边缘人）做此区域的命名。Scott引用了这个命名，但把范围缩小到原本Schendel在2002年所提出范围的东半区，也就是大陆东南亚山恋(Southeast Asian Mainland Massif)的范围（页ix），与JeanMichaud所定义的东南亚山峦区（Southeast Asian Massif)不谋而合，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 Zomia and Beyond,” 202-204。C. Patterson Giersch、Sara Shneiderman对此Zomia的外缘都有持续的讨论，参见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 Zomia withMerchants, Monks, and Musk：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Borderland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5:2 (2010): 215-239; Sara Shneiderman, Are the Central Himalayas in Zomia? Some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cross Time and Spa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289-312。
[③]Scott主要用汉或中国帝国形成历史中向南、西南扩张的研究与材料，支持其认为Zomia形成须考虑至少两千年历史纵深的说法。他认为在两千年以来中国帝国的发展变化，正展现了Zomia形成的空间地理过程（页137-142）。Scott认为虽然有关于中国向南方、西南扩张的移民史或难民史，在15世纪之前有不少臆测的成份，但有关中国明清南方、西南移民或难民的历史研究，以及泰、缅研究中有关于过去国家建立过程征收奴隶人口之数据，却是确切可信的（页x）。
[④]本书除了在2009年被各杂志与刊物列为最佳年度图书之外，更在2010年获得多项学术著作奖，包括福冈亚洲学术奖（Fukuoka Asian Academic Prize）、美国历史学会John K. Fairbank奖、亚洲学会的Bernard Schwartz奖等。世界各地学术团体召开的会议、座谈、讨论会等对Zomia的讨论，更不在话下。
[⑤]2010年11月5-7日，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在泰国清迈召开一次三天的会议“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 andTransformation”，讨论Zomia的概念。
[⑥]Edmund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Press, 1977[1954]).
[⑦]大部份（但非所有）政体通过政治体系或政治组织这种制度性的框架来运作。本文将讨论的Edmund Ronald Leach把亲属包括在政治体系中理解，Claude Lévi-Strauss则把克钦的亲属视为一种制度，而认为政治（与「信任」）是通过亲属制度来运作的。而Scott虽然论及亲属与婚姻，可是他并不认为政治是通过亲属与婚姻制度来组织运作的。笔者以为，虽然政体与政治组织是不同的，但由于前者是通过后者组织的，所以他们彼此是相关的。下文中论及有基本亲属结构制度的高地人群，即是有水平组织式的政体。
[⑧]Eric R.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80-81.
[⑨]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ames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98).
[⑩]CharlesKeyes,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7:1 (2010): 237-242.
[11]JeanMichaud, “Editorial - Zomia and Beyond,” 187-214; 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333-346; Charles Keyes, “Review of The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237-242.
[12]Leach认为克钦人有两种理想的政治体系，一种是有类似封建阶序制度的掸式体系，一种是无首而平等的政治体系，叫做「贡龙」。参见Edmund 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8。
Leach认为正是由于克钦固有的贡萨阶序理想，所以当克钦山区的政治走向如掸般统治性王权发展时，由于其有悖于传统克钦头人与平民间的联姻亲属伦理，造成平民对于平权贡龙理想的向往，进而发生革命。也就是说，贡萨克钦的阶序理想之所以会成为引发贡龙革命的动力，其中克钦既有的联姻政治伦理是促成其能动性的要角。Scott在无视克钦联姻政治的意义下，仅从其国家效应的理论观点，认定贡萨阶序不是克钦固有阶序的传统，而是在模仿挥阶序王权后的创造，或是被挥收编或文明化的结果（页261、268-269），或是源于英国殖民政府从统治的立场对于克钦社会结构的定位（页274）。对于Scott而言，克钦正是殖民国家所创造的「部落」，��是如此，贡萨阶序只能解读为当地人与国家接触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文化。[1]笔者将在下节中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理解方式让我们不满。
Scott还进一步论证克钦会有革命的产生，不是因为克钦的政治文化因素，而是克钦山所属的整个高地Zomia作为一个碎裂带（shattered zone）的特性（页iiiix-x、7、8），使它成为最好的逃离、躲避环绕在它周围所有低地国家与文明治理的「难民区」所导致。对Scott而言，Zomia高地社会几乎普遍存在的阶序与平等政治秩序的并列，正足以解释这是一个Zomia的普遍现象，而不仅是克钦的现象。他们的平等结构造成收编上的困难，而使得国家除了用武力征服外，别无他法；因而更造成高地人对于国家阶序治理的厌恶。在Scott眼中，部份高地人的阶序结构也正由于他们有模仿国家王权的欲望，而国家也从治理的目的鼓励具有头人领导的阶序。
Scott此类对民族志材料的细节与论点大而化之、独树一格的书写方式，吸引很多不在Zomia范围的研究者企图将其论点引申为己所用，却也形同引起争议。Victor Lieberman批评Scott没有把高地东南亚低地邦国的历史搞清楚，[2]
Mandy Sadan批评Scott用了Leach有问题的贡龙结构论点做他研究的基础，无法呈现历史。[3]笔者则认为从Scott对克钦的讨论上，可归纳出他的理论呈现几个理解高地社会的不足之处。
1、本书的论点可以在模式上做激发讨论之用，但却很难逐一提出证据证明Zomia高地，包括克钦，是由一波波逃离国家的难民、阻挡国家的民主斗士所建立的。[4]
2、正如Leach对追求政治权力欲望普同人性的预设立场，[5]Scott简化了文化与历史在个人或集体能动性形塑上的意义。这使得高地人立场选择的论点，Scott本身自主人权的立场以及高贵野蛮人的想象之嫌。[6]
3、Scott对于国家与无国家立场的二分，正如Leach对于阶序与平等社会秩序的二分一般，是二人的历史结构论述取向的结果，因此而带来简化与概化的缺失也非常相似。Leach的问题在于：在追求历史结构模式过程中，他将所有没有世袭头人的克钦社群化约为追求平等秩序而革命的社群；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克钦社群都发生过贡龙革命，或者说，并非所有平权的社群都有如Scott所说逃离国家的记忆。事实上，是包括Leach在内的学者与殖民官员，将平权的社群类归于19世纪中期之后在某些地区频繁发生的贡龙平权革命的社群。[7]因此对于真正发生贡龙革命的地方，究竟是哪些区域、什么样的全球政治历史与经济条件促成平权革命性质族群的产生，却没有讨论，错失了切实讨论克钦历史的契机。[8]Scott用相似的方法，追求更大范围的历史结构模式。无论男女、身份、族群文化养成，都以某类人口作代表，从他们接受或拒绝国家的程度作区辨。不但没有真正谈到历史——无论是低地国家的，或是高地族群的；同时还让国家的力量在Zomia地区无限放大，抹煞所有其他阶序形成的可能性。[9]
4、Scott在如此强调高地人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能动性之余，却对于克钦人能够有自发性阶序产生的可能性，完全避而不提。为什么所有高地人群的阶序结构或理想，都是泰、缅、汉、京（越）与挥等国家建立的效应，而不是其自身在其特定的区域政经脉络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体系？尤其联姻交换的社会结群是高地东南亚最重要、最普遍的结群形式的基础，我们无法不考虑在此类「界域」（border land）中，联姻交换的价值与政治经济的扣连关系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见下文）。[10]
Leach与Scott都是企图对历史提出结构模式的学者。他们的论述的确有数不清的化约与简化的缺点，[11]但对于任何从事模式建立的研究而言，Leach与Scott二书的贡献，正在于他们所引发的无穷无尽挑战他们的企图，进而对高地东南亚人群在国际、区域、国家、地方，以及个人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交错的历史过程，进行更细致的探讨。Scott提出Zomia的观点，并以国家效应来理解高地社会是重要的贡献，但对于高地Zomia的理解而言，由于其以国家为出发点的解释方式，而有负面理解之不足。接下来，笔者提出从Zomia高地族群与低地国家在政体与政治经济层面应作的进一步整合来弥补此不足。
四、Zomia政体与政治经济整合的必要性
《不被治理的艺术》一书提出Zomia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地理范围，其中对Zomia政体的强调可说是它最突出的贡献；可是在促进我们了解Zomia的政治经济方面，虽有实质帮助，却得打些折扣。笔者以为这本书引发了一个未来学术研究辩论的重大方向，那就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之边陲与前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不同政体与政治经济如何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问题。Scott此一新意与野心兼具的努力，提供未来此区域以及所有国家边陲探讨方面一些重要且广泛的线索。但在更进一步回答这个整合问题时，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以下笔者将试着由高地Zomia及其周围国家的政体与政治经济的讨论，显示此必要性。
首先，我们先来考虑一下Zomia政体的几个不同层面。关于这段两千年历史时期中的Zomia政体，该书最关键的主张是在高地Zomia人群的来源脉络上。Zomia居民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早期此地原住民的后代；但绝大多数的高地Zomia居民，或至少是他们的先人，应是在某个时期中便已摆脱周边列国掌握的一些人群。这些国家包含了南边低地的印度诸国以及北边的中国。在此理念下，高地Zomia即成为周边低地国家难民的栖身地，他们形成了具有共同政治理念的社群，并继续闪躲环伺在旁的国家。
印度诸国与中国的合法权威所组成的政体常被学者归类为「朝贡体系国家」。[12]从权威合法化的组织政治角度来看，此类朝贡体系国家是用一种统全环宇的说法来合法化其威权，并蔑视所有会破坏统一常轨的威胁。[13]但印度诸国与中国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国家的意识型态把祭司放在合法的宇宙权威的顶端，而对照之下，中国把皇帝放在宇宙权威的巅峰。不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这两者的治国术传统其实都各自采取了一些实用与入世的策略手段，来强行建起垂直性的政治威权，将祭司或皇帝捧得高高在上，以维护其权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相对而言，在高地Zomia，其合法权威组织的政治则牵涉到一种纷乱无首式的政体。JamesC. Scott引用了相关文献，提出高地Zomia其实是一个裂碎带、难民区或遁逃区（页iii-x、7、8、24）。对那些已逃离国家的人而言，裂碎带正是他们的避秦之处。高地Zomia的政体包括了逃离国家以及持续排除国家权威两个层面，逃避国家所需的策略与手段，使得这些社群的本质极不稳定。有些社群根本就是散沙式的平权聚落集合，在数十载的岁月里，它们时而出现，时而消散。有些社群联盟，透过模仿低地国家的方式，形成微型的假国家或仿国家，而可以比较持久。高地Zomia社群若非全然排斥权威合法性的建立，就是不允许垂直性整合的权威。
在讨论这种无首状态的历史（anarc histhistory）时，Scott花了很多心力来关注千禧年式的宗教，因为在此类宗教的眼中，国家是十分负面的。但无首者的历史虽然没有发展出首长制度的面向，其政体仍然创造并维系了一种水平式而集体的权威。可惜的是，Scott仅从无国家或反国家的负面立场讨论无首者的历史，轻忽了这些政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挑起其权威合法化之大梁。更复杂的是，克钦的联姻政治很容易造成逆己的浪头，而不仅仅维系在水平式政体的局面。基本上只要他们拖延履行固有联姻义务，追求新的联姻，并利用新联姻来增加垂直式的政治威权，这种婚姻策略就具扩张性的特征。[14]当各世系与其内的家户单位成员各自致力于发展扩张型的婚姻策略时，就会产生多股横流，把平权组织的权威往贡萨式的阶序组织推去。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四周国家与高地Zomia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对立。环绕在Zomia四周的亚洲国家其实与亚洲以外其他地区的国家十分不同，他们具有一个特殊的生产基础，那就是稻耕。中国北方虽是以麦为主的农业，但在Zomia形成之际，稻米已成为中国最普遍，同时也是地位较高的主要作物。稻耕依赖灌漑，通常有不只一个生长季节，而且还能养活高密度的人口。因此，稻耕是格外具有辨识度的农业生产，更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但在土地与人口控制方面，印度诸国和中国在如何累积剩余价值上，仍有所差异。印度诸国控制农地的典型作法是由控制人民开始，而中国则以控制农地来管辖人民。即使有这些差异，且这些国家也经常有灾难与崩解的可能，但他们的稻耕设计总能生产出大量盈余，并且可让国家轻易地辨识与占夺。
相对来说，高地Zomia的政治经济与印度、中国的政治经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当Scott重新考虑由Edmund Ronald Leach所引发并得到长期讨论的议题时，就触及到这个差异。Leach所讨论的，是在上缅甸不同海拔的高地与低地间不同类型农业与政治组织的差异。高地水平式整合的政体其实颇符合Scott所谓闪避国家的政体，因为对于那些逃避国家的人而言，最安全的空间就是高地Zomia中人迹罕至之地。不过在面对闪避型政体和移动式耕种的政治经济时，Scott引介了一个新的讨论。对于Scott而言，致力于游耕，使人与农地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辨认，其实是一种有意地降低被国家权力机构辨识的策略。Scott甚至认为，高地游耕特意把多元作物分散开来的作法，有更深一层的战略层面。这些适合在海拔较高地表生长的作物，确实可以将劳动力的盈余积累于地下，以备紧急情况所需。另外，这些高地Zomia游耕作物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即使它们或许是比水稻更有营养价值的食物，但这些作物剩余价值的积累却从来不曾达到周边国家稻耕农业的规模。后者提醒我们进一步考虑Scott不重视的一些与高地Zomia政体相应的政治经济细节——贸易——在高地社会的重要性。尽管除了强调稻耕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外，Scott并未忽视交换价值或贸易的重要性；不过由于Scott的论述重心严重地倾向国家，因此讨论焦点就放在农业剩余的贸易上，而无视Zomia重要的高档商品贸易路线的具体细节。例如，在讨论贸易成本时，Scott就从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立场表明，若实际运输是经由人力或兽力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庞重的粮食作物的远距贸易会变得难以为继。因此，国家粮食作物的贸易只有用水运才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而水运若是采用海上贸易，就又要开始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输成本计算方式。于是正如在国家官僚体制内一般，识字能力和使用数字的能力提供了控制风险和利润的手段，不识字或不会使用数字的人就会因为缺乏这些控制的方法而很难开展贸易活动。也就是说，尽管Scott注意到，高档商品的交易长期以来一直是Zomia地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晚近的这几个世纪，Zomia在鸦片和金属、矿藏等方面的生产和交易也同样举足轻重；但从国家贸易的出发点看来，这不是重要的贸易细节。尽管在Zomia，通过高地Zomia的贵重物品贸易路线纵横交错，更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路线密切连结；但这些贸易在高地Zomia人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性，并没有让Scott思考到高地Zomia社群建构上对高档商品贸易可能更胜于对农业剩余的依赖。
仔细检视，高地Zomia社群政体的组织和转变，实不仅出自Scott所强调的单纯地抗拒国家形成，贸易才是更具影响而无孔不入的力量。就剩余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言，因为负责贵重高档商品流通的控制中心并不受简单的市场机制所制约。高檐商品的价值，是由较大规模而有影响力的奢侈实践来媒介，或是说周边国家——印度诸国与中国——的这类实践影响了高档商品的市场价格。而且尽管印度诸国和中国的宇宙观中都含有强烈的奢华成份，但由于二者宇宙观的意识形态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商品的价值阶序也存在着明显的对比。换句话说，市场并未能完全地主宰交换价值的形成，反而是文化上的排名分级和宗教上的意识形态，才是决定商品与路线交换价值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Scott虽然明确地指出，高地Zomia是周边国家很多高档商品的丰富货源地；但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其价值——这些商品虽是由Zomia所生产或经手的，但其价值却是由周边国家具文化独特性的市场而定的事实。这对于我们了解高地Zomia政体有一个明显的暗示，那就是在进行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时，这些商品比农业更为重要。
更深入来看，实际上在整个高地Zomia，贸易和联姻之间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彼此勾连的。一方面，高地Zomia的政治经济模式使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价值隐而不见，不被周边国家发现；另一方面，其商品生产的目的又是专门为了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在贸易交换中，高地Zomia社群所建立的权威合法性，必须能够将其水平而集体式的权威组织与垂直式的国家威权组织做一个连结，这种连结在婚姻联盟和伴随联姻而来的种种交换关系中，又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说是一个既普遍又非常特别的关键性枢纽。随联姻而来的交换跨越了各种生命周期，甚至包括Zomia中不同仪式历法的社群。婚姻策略的运用也因此牵涉到在谋求长期的婚姻交换保证，以及获取短期的仪式性报称（Prestations）谋略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在此枢纽上，贸易中的交换价值和婚姻中的交换价值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进行双向运作。这些婚姻与交换价值的紧张关系，使得克钦社群政体的先天本质不管是在原则上，[15]还是在事实上，[16]都十分松散。
更具体地说，在交换价值的组织方面，高地Zomia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高地Zomia有别于周边国家的特殊处在于，到处都存在着实行积极婚姻法则（positive marriage rules）的社群。这种婚姻法则的实践，在交换价值上建立彼此相欠关系的结构方式，进一步形成姻亲的合法权威及其下的种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向周边国家霸权反击的力道。相对于高地社群，周边国家在组织婚姻时采用的方式十分不同。概括地说，在整个欧亚大陆中，这种积极婚姻法则的做法几乎不存在，最多只存在于帝国形成的边缘Zomia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中。[17]这些国家征用高地社群劳动力的价值时，通过各自的官僚机构来进行。高地Zomia特出之处即在于处处皆有各式各样的积极婚姻法，反观其周边国家甚至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却都毫无影踪。
Scott在面对亚洲国家时看到了一些特殊之处，也在Zomia高地社群与��些国家的关系中发现了Zomia，这是他的创见。但同时，Scott的疏忽则在于他并没有描述存在于各自劳动价值与交换价值形成过程的独特关系，也没有注意到这两类过程如何在个别社群中彼此牵连的关系。
五、结论
无庸置疑的，对于1945以前Zomia范围的高地社会而言，当它有清楚的被驱赶的历史，甚或模糊的迁移口传可征时，Scott提出了一个从国家效应的立场解读族群起源与社会构成的重要观点。笔者认为未来任何作高地东南亚研究的人，不可能完全拒绝Scott为这个「世界最大陆块」的「无国家者」在20世纪中期之前的历史所提出的「国家效应」观点，更无法不同意他对「国家史观」的批判。同时在细读Scott全书的论点与论证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Scott对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一方面为族群来源提出更有意思的说法，一方面则相当有效地摧毁任何实质化族群之企图。更重要的，笔者以为这个Zomia的新命名，使我们无法忽略此区域高地作为「界域」的特性，使其无法从任一国家的立场来理解此区域人群，而强调从界域中人群的立场，以及这些人与国家相互对话式的「镜像」关系角度进行理解的必要性。[18]而Scott对于Zomia低地与周围国家并非族群，而是用各种政治、军事与文明计划均质化了不同族群人口的国家说法，是了解Zomia内外国家非常重要的观点。
但Scott的论点中，首先由于其基于国家效应理论之引导所采取的国家与无国家历史结构模式，其次由于其独立自主个体的行动者预设，导致多项出自负面理解的简化问题，是读者在应用时必须格外留意的。除了Victor Lieberman已提出针对Scott对低地河谷邦国形成与衰败解释的单一化外，[19]在其历史结构模式下，Scott仅从负面理解高地Zomia社群，造成许多简化的缺失。笔者认为，Scott对于高地Zomia的理解缺失包括：第一，他将所有高地平权型社会结构简化为是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结果；[20]第二，他对于Zomia高地与低地社会商人与贸易问题的简化；[21]第三，他视高地为国家的附属品，而排除任何对于高地社会能够有自生阶序产生可能性的问题；第四，对于高地语文经验的极度简化与对在高地的普遍「白话语文」（vernacular literacy）现象的忽视。[22]
其次在个人能动性解释背后的预设问题：就某方面而言，Scott所建立的一系列相互构成的背后，还是有历史中的人类心灵具有某些共性的假设。也就是说，Scott许多论点背后的共同处，就是认为抗拒国家和紧抱一种在国家掌握之外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是由于天性使然。这种关于泛人类心灵共性作用假设的吸引力在于，它赋予国家主体、难民和抵抗者等一个认知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在任何特定时空的生活之外，设想其他的生活方式。若要改变一个人的境遇，无论是在国家之内还是之外，个人必须首先能够看见实际生活与想象生活的不同。因此，Scott的说法给历史留了余地。
但另一方面，Scott也给了历史这个概念一些限制，而把它局限于定向性社会变迁的几个模式之内，也就是试图在社会变革上强加一种不可避免的方向性。泛人类心灵共性的假设有一个缺点，当绕着人类对于社会变迁方向的心灵共性打转时，也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并且剥夺了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时的集体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动者和能动性往往是相关的，Scott忽视了这里还有集体的能动者和集体的能动性。了解这点不仅可以避免把人类行动的社会基础化约为道德个体预设的危险，也避免了从人对行动处境的精确认识中去除集体认识所扮演的可能性。这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老问题，而最好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社会性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基础之间，认识其中辩证关系的性质。[23]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政体和政治经济在较高层次上的整合，应是未来Zomia研究该纳入的目标。Scott这本重要且具挑动性的书虽提了这个建议，但是一个全盘的解释却依然模糊。为了理解这种整合，两个重要的调查领域是不可少的。首先是建立起一个更完善的Zomia地区贸易史，特别是再回头处理高地Zomia及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其次是Zomia地区中贸易和社群形成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还需要进行一个更广泛的整合研究。在这样的尝试之后，我们应该能够针对以下两点获得更好的理解，一是社群生活对政体的重要性，其中婚姻应被纳入考虑，但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对象；一是在高地Zomia及周边国家之相互构成这个层面上，对经世治国之术的文化细节和贸易组织的文化意义的重要性的理解。
注释：
[1]由于Scott视贡萨阶序仅是国家效应的附属品，对于几位企图用别的方式提出解释克钦贡萨阶序的学者，如Claude Lévi-Strauss、Edmund Ronald Leach、JonathanFriedman、David Nugent的论点，Scott 没有讨论。参见Claude Lévi - 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1969[1949]); Edmund Leach, “ ‘Kachin’ and ‘Haka Chin’: A Rejoinder to Lévi-Strauss,”Man (New Series), 4:2 (1969):277-285; Jonathan Friedman, System,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siatic” Social Formation (Copenhagen: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1979); David Nugent, “Closed Systems andContradiction: The Kachin In and Out of History,” Man (New Series)， 17:3 (1982): 508-527;对 Edmund Ronald Leach、David Nugent与Jonathan Friedman关于贡萨阶序起源的论辩，Scott也不讨论。参见Edmund Ronald Leach，Political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Social Structure; EdmundLeach, “Imaginary Kachins,” Man (NewSeries), 18: 1 (1983): 191-199, 18:4 ( 1983): 787-788; David Nugent, “ImaginaryKachins, Man (New Series). 18:1(1983): 199-206; Jonathan Friedman, “Generalized Exchange, Theocracy and theOpium Trad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7:1 (1987): 15-31。
[2]Victor Lieberman,“A 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333-346.
[3]Mandy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Upland Asia” 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903,2010年11月8日浏览。
[4]Victor Lieberman、Mandy Sadan也有类似说法。参见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Interior Spaces, 333-346; Mandy Sadan, “Review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5]A. Thomas Kirsch, Feasting and Social Oscillation: Religionand Society in Upland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Program, 1973); Chris Fuller and Jonathan Parry, “ ‘Petulant Inconsistency’？ Th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of Edmund Leach,” Anthropology Today, 5:3(1989): 12-13; HoTs’ui-p’ing(何翠萍)，Exchange, Personhood and Hierarchy:Rethinking the Kachin (Doctoral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97); 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in Social 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cois Robinneand Mandy Sadan (Leiden: Brill, 2007), 211-255; Stanley J. Tambiah, Edmund Leach: An Anthropological Lif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0-71.
[6]Jean Michaud也提到Scott论述充满了高贵野蛮人的想象，Mandy Sadan则对全书展现的「作者效应」有清楚的批评。参见Jean Michaud, “Editorial Zomia and Beyond,” 187- 214;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笔者赞同他们两位的观点，但更认为此「作者效应」所体现的是Scott低估了文化价值与政治经济历史对于个人能动性的影响。
[7]Ho Ts’ui-p’ing, “EdmundLeach and Beyond: Map Three in Political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Frontier Environment, Borders，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ponsored b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ritishColumbia, Canada, May 31, 2008).
[8]MandySadan, “Translating Gumlau: History,the ‘Kachin’ and Edmund Leach,” in Social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Highland 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gois Robinne and Mandy Sadan,67-87; Maran La Raw, “On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E. R. Leach’s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toKachin Studies,” in Social Dynamics in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Burma by E. R. Leach, eds. Francois Robinne and Mandy Sadan, 31-66; 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9]亦见 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Victor Lieberman, “A Zone of Refuge in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333-346。
[10]亦见 Claude Lévi-Strauss、EdmundRonald Leach、F. K. Lehman、Ho Ts’ui-p’ing 等既有的讨论。参见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Edmund 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F. K. Lehman, “Internal Inflationary Pressuresin the Prestige Economy of the Feast-of-Merit Complex: The Chin and KachinCases from Upper Burma,” in Ritual, Power, and Economy: Upland-LowlandContrast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ed. Susan D. Russell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89-102; Ho Ts’ui-p’ing, Exchange, Personhood, and Hierarchy: Rethinking theKachin。
[11]Ho Ts’ui-p’ing,“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 Market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 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Highland Burm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8 September, 2010; Mandy Sadan, “Translating Gumlau: History, the ‘Kachin’ andEdmund Leach, 67-87; 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Asia”.
[12]但这个称呼本身也产生不少混淆。Eric R. Wolf这种帝国或邦国的说法，主要来自马克思所说的「朝贡生产体系」。Wolf的解释是：「这些帝国或邦国代表一种主要生产者……虽然可以掌控他们的生产数据与手段，但国家仍可以用政治和军事的方式向他们征收贡赋。」参见Eric R. Wolf，Europ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80-81。需要留意的是，Wolf这种「朝贡体系国家」的说法与一般定义“tributary state”的说法相当不同。Hill Gates 的Chib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6)一书，也从朝贡生产模式的观点讨论中国自宋朝以来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13]Eric R.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History, 56-51 &82.
[14]Claude Lévi-Strauss, The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5]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6]Ho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 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Market 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 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Highland Burma”.
[17]MarkEdward Lewis在中国环宇帝国的研究中，对于中国的转变与七世纪以来唐朝政体间的关系有很好的陈述，参见Mark Edward Lewis,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Dynasty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七章。他观察到，「唐代在亲属关系上最重要的发展，是势力遍及整个帝国的世族大家的消失，这些世族大家过去通过巧作的系谱、精挑细选的联姻，以及持续成功地确保官职的方式，维系他们几世纪的显赫。一般认为他们的消失是标示从唐到宋，从所谓『中世纪』文化转变为前现代或是帝国晚期文化，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页180）。JackGoody对欧洲亲属与婚姻模式的变迁也有很好的讨论，参见Jack Goody，The Development of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8]此处「界域」的定义主要采用Sherry B. Ortner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borderland的用法，参见Sherry B. Ortner, “Borderland Politics and Erotics,” in 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181-212; Robert R. Alvarez, Jr., “The Mexican-Us Border: The Making of an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Annual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447-470; Michele Lamont and Virga Molnar,“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2002): 167- 195。Ortner认为人类学「界域」的研究，主要出自知识论上对于研究对象不变或静态的文化反思的前提。「界域」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边疆、边陲或边地，更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充满了「跨越文化与政治空间的人与意象之间的流动与会遇」，「界域」的文化是「不断地接受挑战、反身性地建构的」。参见Sherry B. Ortner, “BorderlandPolitics and Erotics,” 181。
[19]Victor Lieberman, “AZone of Refuge in Southeast Asia? Reconceptualizing Interior Spaces,” 333-346.
[20]亦见Ma Jianxiong（马健雄）,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Families on the 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paper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SEAA),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Taipei, Taiwan; Magnus Fiskesjo,“Mining， 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The Politics 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2 (2010): 241-264。
[21]亦见Ma Jianxiong、C. Patterson Giersch、Magnus Fiskesjo的讨论，参见Ma Jianxiong,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 Families onthe 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 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the Inner-East - 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215-239; Magnus Fiskesjo, “Mining， 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 The Politics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 China,” 241-264。
[22]HuangShu-li（黄淑莉）, “Congregation, Proselytism, andReligious Freedo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hmao Christianity in Southwest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2nd Annual Meeting of Asian Borderlands Research Network, 5-7 November, 2010.
[23]上述缺失同时还使Zomia是否可以将中国西南涵括在内，成为争论的焦点。马健雄一方面从相当精细的哀牢山区个人、族群互动与国家关系的材料，重建哀牢山区自1720年代以来的历史，一方面以为Scott将中国云贵高原纳入Zomia范围，是对中国西南历史的不解（参见 Ma Jianxiong, “The State Agency in the Formation of Yunnan-BurmaFrontier since the 172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Borderlands: Enclosure, Interactionand Transformation, 5-7 November, 2010, Chiang Mai, Thailand）。前者是如「从间隙中写作历史」取向的丰硕成果（参见Thongchai winichakul, “Writing atthe Interstices: Southeast Asian Historians and Postnational Histories inSoutheast Asia,” in New Terrains in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ds. Abu Talib Ahmad and Tan Liok Ee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3-29)，后者是讨论区域范围之界限。本文作者认为，正如Leach无意做历��，而是在做他心目中的历史结构模式一般（参见Ho Ts’ui-p’ing, “Edmund Leach and Beyond: MapThree in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Mandy Sadan,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Scott的历史结构模式，对于国家或高地社群都造成单一化、概化与简化的后果，同时在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下，又忽视了集体能动性的缺失，对于真正从事此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都成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难以接受Scott论点的重 要关链（参见Ho Ts’ui-p’ing, “Rethinking Kachin WealthOwnership,” 211-255; Ho Ts’ui-p’ing, “Opium Market and the Kachin Society from1870s to 1950s: A Rebuttal to Edmund Leach’s Oscillation Model in Political System of Highland Burma”; MaJianxiong, “Performing the State Agency: Three Powerful Families on theSouthern Yunnan-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880s”; Ma Jianxiong, “The State Agency in theFormation of Yunnan- Burma Frontier since the 1720s”; Magnus Fiskesjo, “Mining,History, and the Anti-State Wa: The Politics of Autonomy between Burma andChina, 241-264; C. Patterson Giersch, “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 Monks, andMusk: Process Geographies, Trade Networks and the Inner-East - Southeast AsianBorderlands,” 215-239）。但在Scott 看来，这所谓Zomia的区域范围，本来就是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里不断持续缩小与零散化，而不是从任一帝国、国家观点出发所划的不变的区域。放眼未来中国西南历史之研究，笔者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从此区域「界域」特性（见上文与注30）的观点，而非任何单向的国家开发、剥削、驱赶或单一国家史观前提的观点，持续地以精细的材料建立此区域的历史过程。Zomia范围的争议，没有此类历史过程研究的足够累积，是无法得出答案的。
- 作者: James C. Scott
- 出版: Yale University Press
- 定价: USD 35.00
- 装帧: Hardcover
- 页数: 464
- 时间: 2009-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