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解读——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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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
“……有人说，《公共汽车》是小说集里最费解的一篇作品。在表现那种严峻的旅行时，你有预先考虑好的神秘设想吗？”
“绝对没有。每天我都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作品里描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地理情况、公共汽车的号码、车内的广告和不同的旅行地段，都和实际情况一致。我很习惯乘那种公共汽车。在某个时刻，我不记得是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还是在咖啡馆里，我突然感觉到那种叫做情节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说法。那是一类群体，在那种公共汽车的群体中有人发生了一件奇怪而痛苦的事情。我想起一位姑娘，故事情节随即便形成了：她上了车，别的乘客都手持花束，唯独她没有。因为实际上，那辆车首先要经过一座墓地。我经常看见许多人带着花儿去献给死者。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现实主义的，幻想的东西包含在事件中。现在我可以透露给你了：这篇小说在《民族报》上发表之前，爱德华多•马列亚向我要一篇故事，我就把它给了他。小说发表了。由于《民族报》是一份反庇隆主义日报，所以许多人立刻认为这篇作品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讽喻。就是说，带花束的人是庇隆主义者，他们威吓没带花儿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但是引起的反应却和《被占的宅子》一样。很可能这也符合我们那时感受到的离乡背井和受到侵犯的心情。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一件事：一位姑娘从美国给我寄来一篇研究《公共汽车》的文章，读后感到不胜惊讶，因为那是一篇炼金术般的、秘教式的研究文章。据她讲，小说中的一切都有其含义，连人物的名字也不例外，姑娘叫克拉拉，使人联想到某些色彩的光辉，生命面对死亡的消极因素。小说的每个细节都具有明显的秘教式的内容。”
“那么据她看来，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有多方面的意义，多方面的。事实上，她已经写了另一篇故事。这才是我告诉她的事情，对吗？”
“问题是有些人也对这篇小说做出了解释，仿佛所有的乘客都是去墓地的死人，只有那一对青年男女是活着的。”
“这种解释很妙。这不是我的解释，不过，也可以算我的解释。当然，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喜欢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你的短篇小说吗？”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首先我从中深入地了解了自己，因为事实上确有许多解释我认为全部正确或部分正确。这样，那些解释就向我显示了我的拼贴物的碎片，我白天不了解的我的潜意识，展示了心理意义上的夜间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很感谢那类解释的。”
（摘自访谈录《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5-116页）
奸诈的女人
我的那些短篇小说——我甚至可以具体地指出一篇——，许多都表现一种自我的心理分析。具体地说就是《奸诈的女人》。它写一个不知羞耻的姑娘对她的未婚夫们感到厌倦了，她把包着潮虫子的糖果送给他们。我在写这篇小说时，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一个极为疲惫的阶段，因为我很想当一名公共译员，接连参加了所有的考试。在那个时候，我想找个工作独立谋生，指望有一天能去巴黎。在八九个月内，我学习了公共译员的全部课程，学习非常辛苦。我疲劳不堪，开始出现神经机能症的病状：一点也不厉害——没有想到去看医生——，但是心情非常不愉快，因为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着我，包括最荒唐的。我注意到，吃饭时我老是担心在吃的东西中看到苍蝇或虫子。可是另一方面，食物是自己家里做的，我百分之百地放心。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用叉子扒拉一番才吃一口饭。这使我产生了写这篇小说的欲念，想到了吃脏食物的问题。在写这篇小说时，说真的，我虽然没有打算如何治疗我的病，可是我发现我的做法像驱邪一样，因为我的病马上就好了。我想，其他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描写小兔的短篇小说——《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同样经历过一个相当严重的神经机能症阶段。我所去的那个房间——我在电梯上吐了一只兔子（说“我吐了”，因为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本来就像我描写的那样。在那个时期，个人的处境比较艰苦，我就搬到那里去住了。写短篇小说也为我治好了许多心病。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幻想的故事可以叫做调查，不过，它是一种关于治疗法的调查，不是形而上学的调查。
（摘自访谈录《“我们的作家”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76-177页）
天堂之门
“唔，在《天堂之门》中有一个人物叫马塞洛，是个生疏的、有点冷漠的观察者；在《追求者》中，布鲁诺也有点生疏；在《女祭司们》中，有一个相当公正的人，他讲述发生的事情。你为什么恰恰挑选这样的叙述者来讲这每一篇故事呢？”
“……《天堂之门》的情况我倒是知道，其中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含义。你知道吗？这是最使目前的庇隆主义者感到不满的一篇小说。我就是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也不满意。我曾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篇小说的确是我在那个时候对国家的现象误解的产物。因为当时我对居民中的平民百姓侵入首都的现象感到愤怒，这种情绪特别表现在最后一场舞蹈中，我在那里谈到我所说的怪物，那些怪物就是当时我们称为的‘黑头头’。这个轻蔑的绰号是我们给他们取的。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是很难得到原谅的。这篇小说产生于幻想的情境、天堂之门的观念和我的观察感受。我觉得在那个时期我的观察力是相当好的。一个晚上我去参加舞会，因为我想认识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于是就想来点浪漫色彩的冒险，见识一下下流社会。你知道，在犯罪的场所，在没有多大危险的地方，你可以稍微接触到罗伯特•阿尔特的世界，底层的世界，我们管它叫‘底层的’。那种舞会是要提防的。当时我在舞会上，看到女人，看到了男人，看到他们跳舞。我看到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一耳光，因他看到她和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在跳舞。他给了她一嘴巴，把她的脸打到一边去。别的男人谁也不敢干预。如果有人干预，就会发生拼命的搏斗，都认为这不值得。既然愿意打她，那就打吧，谁也不管闲事。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时刻，在那个舞会上，我就是哈多伊。他叫什么来着？”
“马塞洛。”
“马塞洛•哈多伊。马塞洛•哈多伊是个律师，我曾是个教师和公共机关的议员。就是说，一个职业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发生的事情。我是个观察者和新闻记者。所以，从那个角度讲述故事是很自然的。”
（摘自访谈录《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7-118页）
“……有人说，《公共汽车》是小说集里最费解的一篇作品。在表现那种严峻的旅行时，你有预先考虑好的神秘设想吗？”
“绝对没有。每天我都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作品里描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地理情况、公共汽车的号码、车内的广告和不同的旅行地段，都和实际情况一致。我很习惯乘那种公共汽车。在某个时刻，我不记得是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还是在咖啡馆里，我突然感觉到那种叫做情节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别的说法。那是一类群体，在那种公共汽车的群体中有人发生了一件奇怪而痛苦的事情。我想起一位姑娘，故事情节随即便形成了：她上了车，别的乘客都手持花束，唯独她没有。因为实际上，那辆车首先要经过一座墓地。我经常看见许多人带着花儿去献给死者。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现实主义的，幻想的东西包含在事件中。现在我可以透露给你了：这篇小说在《民族报》上发表之前，爱德华多•马列亚向我要一篇故事，我就把它给了他。小说发表了。由于《民族报》是一份反庇隆主义日报，所以许多人立刻认为这篇作品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讽喻。就是说，带花束的人是庇隆主义者，他们威吓没带花儿的人。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但是引起的反应却和《被占的宅子》一样。很可能这也符合我们那时感受到的离乡背井和受到侵犯的心情。现在我不妨告诉你一件事：一位姑娘从美国给我寄来一篇研究《公共汽车》的文章，读后感到不胜惊讶，因为那是一篇炼金术般的、秘教式的研究文章。据她讲，小说中的一切都有其含义，连人物的名字也不例外，姑娘叫克拉拉，使人联想到某些色彩的光辉，生命面对死亡的消极因素。小说的每个细节都具有明显的秘教式的内容。”
“那么据她看来，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有多方面的意义，多方面的。事实上，她已经写了另一篇故事。这才是我告诉她的事情，对吗？”
“问题是有些人也对这篇小说做出了解释，仿佛所有的乘客都是去墓地的死人，只有那一对青年男女是活着的。”
“这种解释很妙。这不是我的解释，不过，也可以算我的解释。当然，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喜欢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你的短篇小说吗？”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首先我从中深入地了解了自己，因为事实上确有许多解释我认为全部正确或部分正确。这样，那些解释就向我显示了我的拼贴物的碎片，我白天不了解的我的潜意识，展示了心理意义上的夜间的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很感谢那类解释的。”
（摘自访谈录《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5-116页）
奸诈的女人
我的那些短篇小说——我甚至可以具体地指出一篇——，许多都表现一种自我的心理分析。具体地说就是《奸诈的女人》。它写一个不知羞耻的姑娘对她的未婚夫们感到厌倦了，她把包着潮虫子的糖果送给他们。我在写这篇小说时，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一个极为疲惫的阶段，因为我很想当一名公共译员，接连参加了所有的考试。在那个时候，我想找个工作独立谋生，指望有一天能去巴黎。在八九个月内，我学习了公共译员的全部课程，学习非常辛苦。我疲劳不堪，开始出现神经机能症的病状：一点也不厉害——没有想到去看医生——，但是心情非常不愉快，因为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着我，包括最荒唐的。我注意到，吃饭时我老是担心在吃的东西中看到苍蝇或虫子。可是另一方面，食物是自己家里做的，我百分之百地放心。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用叉子扒拉一番才吃一口饭。这使我产生了写这篇小说的欲念，想到了吃脏食物的问题。在写这篇小说时，说真的，我虽然没有打算如何治疗我的病，可是我发现我的做法像驱邪一样，因为我的病马上就好了。我想，其他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描写小兔的短篇小说——《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同样经历过一个相当严重的神经机能症阶段。我所去的那个房间——我在电梯上吐了一只兔子（说“我吐了”，因为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本来就像我描写的那样。在那个时期，个人的处境比较艰苦，我就搬到那里去住了。写短篇小说也为我治好了许多心病。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幻想的故事可以叫做调查，不过，它是一种关于治疗法的调查，不是形而上学的调查。
（摘自访谈录《“我们的作家”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76-177页）
天堂之门
“唔，在《天堂之门》中有一个人物叫马塞洛，是个生疏的、有点冷漠的观察者；在《追求者》中，布鲁诺也有点生疏；在《女祭司们》中，有一个相当公正的人，他讲述发生的事情。你为什么恰恰挑选这样的叙述者来讲这每一篇故事呢？”
“……《天堂之门》的情况我倒是知道，其中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含义。你知道吗？这是最使目前的庇隆主义者感到不满的一篇小说。我就是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也不满意。我曾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篇小说的确是我在那个时候对国家的现象误解的产物。因为当时我对居民中的平民百姓侵入首都的现象感到愤怒，这种情绪特别表现在最后一场舞蹈中，我在那里谈到我所说的怪物，那些怪物就是当时我们称为的‘黑头头’。这个轻蔑的绰号是我们给他们取的。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是很难得到原谅的。这篇小说产生于幻想的情境、天堂之门的观念和我的观察感受。我觉得在那个时期我的观察力是相当好的。一个晚上我去参加舞会，因为我想认识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于是就想来点浪漫色彩的冒险，见识一下下流社会。你知道，在犯罪的场所，在没有多大危险的地方，你可以稍微接触到罗伯特•阿尔特的世界，底层的世界，我们管它叫‘底层的’。那种舞会是要提防的。当时我在舞会上，看到女人，看到了男人，看到他们跳舞。我看到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一耳光，因他看到她和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在跳舞。他给了她一嘴巴，把她的脸打到一边去。别的男人谁也不敢干预。如果有人干预，就会发生拼命的搏斗，都认为这不值得。既然愿意打她，那就打吧，谁也不管闲事。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时刻，在那个舞会上，我就是哈多伊。他叫什么来着？”
“马塞洛。”
“马塞洛•哈多伊。马塞洛•哈多伊是个律师，我曾是个教师和公共机关的议员。就是说，一个职业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发生的事情。我是个观察者和新闻记者。所以，从那个角度讲述故事是很自然的。”
（摘自访谈录《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引自《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谈创作》一书，朱景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7-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