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与西联营开张：南蛮贸易时代的长崎港市

日本港市史研究和对外交涉史研究学者安野眞幸的著作『教会領長崎：イエズス会と日本』可谓是对中世后期到近世长崎的特殊地位从贸易管理和“寺社权门”理论视角做了很好注解。长崎在形成近世日本对外“四个窗口”之一的地位之前的转型过程深刻体现了长崎的海洋贸易性格。长崎在成为丰臣、德川公仪直辖的贸易城市之前，经历了大村领长崎→教会领长崎的过程。在当时的九州，有着平户、丰后、长崎、萨摩这些南蛮贸易港，其中，类似近代“关税”的各种入港费用以及“船宿”是这些南蛮贸易港的经济收入支柱之一。近世长崎的特殊地位事实上得益于日本“海禁期”形成过程中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转移到了长崎出岛。荷兰人在长崎的“房东”是建造了出岛的长崎町民。而在南蛮贸易时期，长崎町民收的“房租”比起荷兰出岛，是一笔更大的利润。无论是イエズス会在长崎的布教，还是后来幕府主导的弃教，也都是抓住了长崎町民贸易的软肋：曾经长崎市民为了参与南蛮贸易中的“船宿”而接受布教，江户幕府则将宿泊手续费“船宿口钱”平等分配给町民，以贸易管理的途径诱导长崎町民弃教。 在大村领长崎时代，长崎并没有出现固定的外商自治居留地，大村氏作为保护者领主征收着“入港税”、“锚泊税”、“交易税”这些“关税”，直到秀吉时代颁布一体化的自贸令和海盗禁令规范，这才被禁止。在中世日本，往来于“公界”本身也是要留下“进献物”的。大村氏在降服于龙造寺氏之前，就担心长崎这块宝地被夺走，因此采取了非常庄园制的做法：把长崎寄进给“寺社权门”イエズス会。安野真幸巧妙结合了黑田俊雄的理论，指出イエズス会的“权门”性质，其将长崎的领地化也使其具有了“世俗王侯”的性格。大村氏的真实意图则在于地契归耶寺，入港的各种费用利润仍由自己收取，以此确保长崎贸易利润。安野真幸认为，天正八年寄进长崎时，大村氏希望保留从唐船和日本商船征收关税，但不对葡萄牙的“黑船”征收“关税”。 长崎在葡萄牙的海上帝国网络中，原本是准备打造成第二个澳门的。长崎イエズス会最早的课题便是从葡萄牙国王的资金支援下独立，使长崎的“岬之教会”代行“葡萄牙商馆”的“仓库”、“交易所”的职能。当教会领有大村氏寄进的长崎后，课题便是推进长崎的要塞化和武装化，以应对当时九州诸大名的战争局面，甚至有武装三万铁炮手（火绳枪手）的规划（包括町民和雇佣兵），イエズス会最初跟长崎的町头组织也是有冲突的，后来才达成了对于南蛮寺领知行的一致认可。在西葡合并以后，长崎イエズス会感到长崎-澳门枢纽存在各种麻烦，于是打算转换为长崎-马尼拉枢纽。当时负责联系马尼拉方面的是在长崎イエズス会的印度管区副管区长，而他试图另起炉灶的行为被管区长发现，指责破坏了长崎-澳门枢纽。安野真幸则指出，不用等到秀吉抑制其活动的追放令颁布，教会领长崎事实上已经面临崩溃了。 总体来说，南蛮贸易时代的长崎可谓“东与西联营开张”。原本作为南蛮贸易保护领主的大村氏在面临屈从于龙造寺氏的危机面前不愿意失去长崎，因而宁愿模仿寄进庄园那样，把长崎寄进给イエズス会，自己则同样参与贸易入港时“关税”的管理，可以说还是非常体现中世原理的。世界史的联动作用在长崎则体现为西葡合并以后长崎的イエズス会试图另起炉灶，打通长崎-马尼拉枢纽而放弃长崎-澳门枢纽这一葡萄牙海上帝国时期的规划，但也遭遇了其上级印度管区的察觉，从而遭到了阻止。到秀吉追放令之后，长崎的町民组织自行维持着城市秩序，直到公仪下长崎奉行的到来。安野在此书中的亮点在于对长崎贸易体制与イエズス会布教、幕府弃教之间的很好把握，以及对“权门”理论的有机结合。而一些遗憾之处也在于资料受限，对于イエズス会内部的权力互动没有进行更好的梳理，对葡萄牙海上帝国的分析也限于“关税”和“贸易据点模式”，如果能多比较长崎和澳门的不同发展轨迹，也许可以多列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