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境界

2024-06-12 19:39:55 已编辑江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古话说明了传宗接代是父系家族维持永续不绝的重要原因。家族求子从男性选择配偶时便开始了。于是，生育成为妇女生命中的绝等大事，对妇女一生的影响重大深远。就性别角色而言，生育能力肯定了她是一个正常而没有问题的女人，就社会角色而言，生育，尤其是能生男丁，便为她自己确立了在夫家的地位。

多子多孙是传统社会父系家族繁荣昌盛的标志。从国家而言，休养生息，鼓励生养，是历代政府的人口政策，不论主观意愿或客观形势，都使生育成为女性的天职。

浙江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女人的中国医疗史》，从唐代中叶的王焘的医学名著《外台秘要》中收录的一则妇女分娩、高僧助产的故事，引发出了作者李贞德对汉唐时期妇女生育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讲述了加入性别后的中国汉唐时期医疗史。

古时女子面对生育的沉重压力，肩负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传统社会中的妇女除了敬拜神佛，求助于巫术和佩戴草药之外，就只有就医治疗这一条道路可走。但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和传统观念多方面影响下，她们在这条道路上注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古以来，女子生产便是存亡关头，对夫家而言，则是成败之机。汉唐时期，妇女早婚早育，虽有医家劝诫，但这种风气难改。所以，面对生孩子这件大事，人们在入月、分娩、产后都有因应之道。然而，又由于“产孕不洁”的传统观念，产妇生产的地点还要经过选择。寄产安庐，说的就是以隔离为前提，为产妇寻找一个适合方便的生育场所。

汉唐时，又有临产坐草，或攀绳倚衡，由人抱腰的习俗。由于“快而少痛，即为顺产”的观念，助产者可能惊动产妇，动作失当而影响产妇。医家对于难产的解释已超越触犯禁忌神灵的范围，对于难产也有相应的处理。难产救治的过程，显示了人们相信应及早干预。假如生产顺利，胎儿胞衣分娩之后，产妇的辛苦并得以告一段落。然而，倘若难产，母死子活，则夫家顿时陷入新生儿没人哺育的境地。

或许就是这一原因，女子产子之后，汉魏六朝的皇室、贵族会用乳母哺育新生婴儿。乳母出生虽有平民良家的先例，但大多数都是奴婢。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汉唐之间的士人之所以反对乳母，并非因为乳母大多来自低下阶层，而是担心在宫廷争斗中，将皇子皇孙交由乳母照顾，有安全上的顾虑。在史籍记载中，评价好的乳母被形容为对乳子和主家尽忠保护，兼具忠仆和慈母的角色，而评价差的乳母，则被形容为逾越了她原本所属的阶级和性别界线。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对乳母的地位、待遇等等进行如此详尽的论述，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从分析生育文化开始，以解读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并且通过与日本的比较，来揭示出中国医疗史中的性别角色，还原了加入性别后的一段中国医疗史和医疗传统。

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从事着各种医疗照顾工作。然而，女性行医在制度上遭遇重大挫折，参与制药则在文化上受到质疑。历史上传下来的医方，没把诊病疗疾作为女性的职分，男性医者对于助产主力的妇女也是贬多于褒。在这样的医疗传统中，女性逐渐因能力不足的弱势形象，被排挤到正统医疗者的边缘，唯有牺牲奉献，照顾家人健康，才符合她们的性别伦理角色，才能得以褒扬。然而，正因为有时女性必须照顾的对象太多，不得不弃此保彼，常常演化成母女同悲的性别惨剧。

读了这本书，感觉过去中国医疗史研究大多集中在著名医家的医药论述、医方和医案上，一方面勾勒中国医学的知识版图，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医学对人类的贡献。但是，这类研究有时因缺乏历史脉络的分析，显得没有趣味，有时因只见规范不见实务，而失落了真切感。这本书在加入性别意识的医疗史研究中，正视女性作为健康照顾主力的事实，从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角度切入，讲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保健、求诊历程中的医病关系，乃至疾病、医疗与身体知识的建构，都纳入讨论的范畴。这种医疗史的写法，不仅弥补了专从医经药书入手，只见理论少见实务的缺憾，也丰富了医疗史的内涵，开拓了医疗史研究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