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人类共同的囚笼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改革派，但他绝对不是一个革命派。他所推行的“公开化”并不是要否定或者瓦解苏维埃政权，而是真心诚意的想要改善并发展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公开化”的影响，严重低估了公开苏联历史真相对广大民众的心理和信仰影响。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公开化”使得苏联的统治失去了合法性，人民忽然意识到他们一直以来所认同和膜拜的“伟大英明”的领导层实际上竟然是一群残暴的偏执狂。于是苏联失去了其政权合法的理论基础，它的终结理所当然。而这其中，对“古拉格”系统的公开讨论无疑是重要一环。

一、 发端或性质

斯大林在沙皇时期数次被捕，也数次逃脱。他熟悉并鄙视沙皇时期的监狱。他当权后对于监狱系统的改造和“古拉格”系统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古拉格”是斯大林的个人“政治成就”也不为过。

说到建立“古拉格”的目的或者作用，我想，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监狱系统该有的作用它都有，比如打击刑事犯罪、消灭政治对手或反对派、打击社会异见分子……当然，还有“思想改造”。除此之外，“古拉格”还有一般意义上的监狱系统所没有的作用，比如“经济建设”。 “古拉格”对于苏联经济的贡献在一段时期内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这也是斯大林鼓吹“古拉格”系统的重要原因（也或者这就是斯大林建立该系统的目的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本书作者多次有意无意的拿“古拉格”与纳粹集中营的对比。当然，作者也说明，集中营与“古拉格”看起来有本质上的区别：“古拉格”并不是以种族减灭或简单的屠杀为目的的，起码从“理论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两者从对囚犯的抓捕、定罪、虐待甚至所谓的改造等方面的雷同确实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而对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地区少数族裔和远东华人的整体流放和驱逐则不免令人联想到种族迫害。更有趣的是，就连劳改营和集中营中的标语都惊人的相似，比如，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的墙上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则挂着：“劳动使你自由！”

二、 抓捕和定罪

在极权主义国家谈论法治甚至道德逻辑都是奢侈的，你可能会以任何你想象不到的理由被捕和定罪。比如对领导人的一句玩笑、邻居或朋友的莫名猜疑和举报、在国外有亲属或朋友（即便你们已多年失去联系）、世界语爱好者、集邮爱好者、在红十字会工作、神职人员、上班迟到、给外国人的狗看病，甚至仅仅因为你有一台收音机。而不经审判的判刑也是理所当然。至于刑期，也许用一个事实就能说明一切：一位刑满释放的女士以相同的罪名再次被捕，她质问行事专员：难道有哪条法律允许你们以同一个罪名惩罚一个人两次吗？专员说：当然没有。但是，这跟法律有什么关系？

多么直接而令人绝望的回答！

至于罪名……好吧，起初的时候给犯人定罪都是有明确且“合乎逻辑”的罪名，但是到后来，为了高效率的清理和流放，当局启用了沙皇发明的所谓“行政流放“——这是一种没有具体罪名的惩罚，毫无理由，没有逮捕，没有审判，根本不需要正式手续。只是以此通知你离开，然后你可以有一天甚至几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你将被装上卡车，带离家园。从此很有可能永远都回不来。

当然，释放和抓捕一样随意。当局那些随意性太强的临时性政策变动会带来一定范围的释放；最高领导人一时兴起也会施行大赦；另外，战争需要士兵时会释放，没有足够食物养活犯人时也会释放。总之就是惊喜和噩梦来的一样突然。

然而说到“惊喜”，也许实际上并没有听起来那么乐观，比如，在大饥荒时期释放的囚犯，他们找不到工作，得不到食物，释放后他们的死亡率也许要高过集中营。而那些由于多年的监禁已经失去亲人和起码的社交能力的囚犯，他们会不可思议的选择重回古拉格。

劳改营对囚犯的伤害绝不仅仅是肉体的折磨。

三、 在路上

“罪犯”们一上路，他们的噩梦就开始了。

严重超载的拥挤车厢、空气混浊、食物和水的严重短缺、没有起码的医疗救助、没有防寒衣物……除此之外，看守们出于某种原因，刻意减少囚犯的饮水供应量，长时间不允许囚犯上厕所，对于疾病和婴儿的基本需求视而不见等，都是一种地狱般的折磨。

囚犯们在饥饿、干渴、病痛中第一次感受到生存的威胁，而那些被迫在车厢中当众大小便甚或拉尿到自己裤子里的人，则感受到了尊严被摧毁的绝望。

有些知识分子在入狱前是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的，但是，也许在他们进入古拉格的第一天，他们就溃败了。就拿搜身这件事来说吧，裸体受检是必须的，检查人员不仅要查看你的头发、口腔、肛门，而且还会翻看你的眼皮、耳道、鼻孔，甚至是包皮！这些“不必要”的搜身，后来被认为是当局有意摧毁犯人的尊严而进行的。而实际上它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很多犯人精神崩溃，甚至发疯，更多的人放弃了精神戒备，因为他们忽然意识到，抗争必将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当人看。

人们一直在猜测那些看守特别是押送途中的看守，他们蓄意虐待囚犯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因为就职责来说，即便他们对囚犯没有同情心，也完全没有必要刻意虐待囚犯，或者说，在完全没有冤仇的情况下他们为何没有展现出起码的人性和恻隐？特别是在面对妇女儿童的时候？

我想，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如果常规人格长时间缺失，“人性”往往也就不复存在（一个切实的例证就是“文格”）。

这种道德或者良知的泯灭即会发生在看守身上，也会发生在犯人身上：

在古拉格，虐待性的惩罚和取乐司空见惯，比如，夏天看守会把犯错的犯人绑在树林里喂蚊子，一晚之后犯人浑身浮肿，不久就会死去。而在远北地区的冬天，严寒和冰雪就是天然的惩戒，看守或官员会为了取乐，看着囚犯冻僵在雪地里。甚至有人发明了一些“游戏”，比如看守喊一声“海豚”，犯人们就必须跳进冰冷的河水。更有甚者，有些看守为了获得奖励或休假，他们会引诱囚犯逃跑，或直接命令他们走向禁区，然后举枪将其击毙。还有更糟的情况，就是看守或官员们对犯罪（特别是针对女性囚犯的犯罪）的视而不见和教唆纵容，甚至有官员将男性刑事犯放到女囚区，任其对女囚实施群体性性侵和杀害！相比而言，为了节省粮食而故意饿死病弱老残的囚犯，就显得“有理有据”多了。

当然，对于人性，本应同命相连的囚犯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在荒凉的远北地区，囚犯逃跑的最大困难不是围墙和看守，而是逃跑之后如何生存，因为在荒无人烟的广袤地区，要携带足够的食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人在逃跑的同时会带上另一个人，称为“食物”，在必要的时候用来解决补给。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情同手足的囚犯计划逃跑，他们谋划周全，也带了另一名“食物”。在吃完粮食之后，他们也顺利的吃掉了“食物”，但是，他们逃跑所需的实际路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于是在一个心知肚明的夜晚，他们俩都明白时间已经到了——他们活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杀死并吃掉对方，但是，由于挚诚的情义，他们都不忍心在对方清醒的状态下杀死他，于是两个人只能互相愉快的聊着天等着对方先睡着。当然，总有一个人先睡着。但是，没睡着的那个人也没有能活太久，因为他朋友的血肉也没有支撑他逃得足够远。

四、劳动和成就

直接点儿说，斯大林建设古拉格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国家奴隶”来为新生的苏维埃发展经济。当然，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极权拥有者，斯大林也像很多“有志”君王一样对所谓的伟大工程有着与生俱来的痴迷。

1931年，好大喜功的斯大林决定开挖建设白海运河，二十个月后运河完工，这成为苏联宣传古拉格的典型工程，并为此出版纪念文集，此文集由曾经访问过古拉格群岛却隐瞒真相的高尔基领衔编纂。在当局为白海运河歌功颂德的背后，是两万五千人（一说十万人以上）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并且该运河由于几乎全靠手工挖掘，它的水深只有八尺，军舰几乎不能通行，据称现在每天只有几条运木柴的小舢板通行。而斯大林临死前决意修建的从沃尔库地区到鄂毕河北冰洋入海口的铁路线则成为古拉格低效建设的又一典型范例，这条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铁路在斯大林死时只完成一半，却耗费400亿卢布和几万条生命。而在北极冻原上修筑的铁路，到了夏天就会深陷泥沼，其维护和修缮费用巨大不说，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上行驶火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英明伟大的决策被事实证明是毫无常识经验的荒诞设想。

至于劳动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最为艰苦的远北地区。在冬季，那里的囚犯们常常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从事户外劳动。当然，“人性”的管理者也规定了室外劳动的温度下线，比如有的劳改营规定气温达到-45°以下囚犯们能够获准休息，而有的劳改营则是在气温达到-50°以下时才被认为不宜室外劳动而获准囚犯休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冻死冻伤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事件，而如果你妄图在室外大解，那很可能就会将你连同你的排泄物一同定冻在地上，从而成为一具并不雅观的冰雕。所以，很多身患痢疾的犯人不得不选择拉在裤子里，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逃避一种不体面的死亡。

在劳动时间上自然就不会有很靠谱的假日或足够的休息时间，有的劳改营为了不会过劳的使用马匹而明文规定了马匹的休息时间，但对于囚犯则没有硬性规定。当然，对于人命贱于牲口这种事，我想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

对于劳动强度，我们可以从“劳动定额”这个方面得到简单的了解。“劳动定额”制定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囚犯怠工，继而以完成定额的程度考核囚犯并以此为据按级分配食物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按劳分配”原则，但是该原则却使得管理当局饿死妇孺病残获得了某种合乎逻辑的理论基础。为了得到活下去所必须的食物，囚犯只得拼命劳动以换取高等级的食物配给，但是讽刺的是，努力劳动换来的食物往往不足以补充体力的消耗，这时就会出现劳动越多食物越多而身体垮掉的越快的情况。

而日后定额的不断提高也成为劳改营提高效率和宣扬成果的重要手段。当然，说到定额浮夸，我想我们也会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比如，定额规定2人10天要洗800人的衣服，如果你觉得这还不算离谱的话，那么劳改营当局还对外宣传“模范”囚犯超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完成了劳动定额。嗯，我想我们的水平也毫不逊色。

按照理论，劳改营还有一项重要的功用，就是“思想改造”（据说中国的劳改制度也是直接取经于苏联老大哥）。但是正如作者所说：“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吗？”……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相信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吗？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工厂几乎停产，商店里买不到东西，母亲无法使家里暖意融融；而在外面的街道上，大幅标语宣扬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维埃祖国的丰功伟绩”。而劳改营内部的宣传和“教育”纯属闹剧，显得幼稚和可笑，有位亲历者将一名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的文教煽动家讽刺为只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们的说教不仅空洞，而且无知，有的教员试图让囚犯了解一些事情：地球是圆的。因为他绝对相信囚犯一无所知，并且他也相信囚犯们不知道克里特是个“半岛”，而罗斯福是某国的“部长”。

正如一个囚犯所说“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这就是劳改营——一个荒唐而残忍的存在。而且，它并不是存在于数千年前的奴隶社会，而是发生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前！

五、沉默

虽然作者在书中多次将古拉格与纳粹集中营做类比，但是不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对于古拉格的忿恨和反省远远没有纳粹集中营那般深刻。作者也在书中提到国际社会之所以对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不亚于纳粹集中营的人权问题普遍采取漠视态度的原因，比如冷战思维的敌对意识及其延续、西方政治家对社会主义毫无原则的指责激起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袒护和同情、社会主义当政者的有意掩盖和粉饰等。当然，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许“苏联内政”是个很大的舆论壁垒，古拉格之所以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几乎没造成什么“国际伤害”，所谓事不关己，似乎也情有可原。至于对苏联（或俄罗斯）国民来说，俄罗斯对苏联的政治继承性是阻碍历史清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看，连普京都是前苏联特务组织成员，就在不久前，他还出席了纪念“契卡”多少周年的活动。但是你要知道，希特勒利用大众的激情缔造了“党卫军”，而“契卡”则是斯大林蛊惑大众而制造的大清洗的工具。由此我们可想而知，清算“旧政权”在俄罗斯这个新政权看来是多么的没有理智。

除此之外，我想古拉格的恶行之所以至今没有得到普遍的谴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事国还有相当的民众对这种恶行的“认可”。就像当年的某些民众一样，没被抓进古拉格之前，他们相信身边那些被捕的邻居和朋友一定是犯了错误，而待自己被捕后又认为这只是个误会或敌对分子的蓄意陷害，并坚定的相信党和政府很快就会为自己洗冤，他们始终怀抱这种美好的信念，直到他们幸运的刑满释放，或者不幸的死于古拉格。由于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很多人至今认为当初的暴行理所当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怀念那些充满争斗激情的年月。这种奴化教育的深刻影响至今流传，并将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延续。这才是古拉格留给后世最深的遗毒，也是促使作者殆精竭虑的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最大动力。

没有经历过民主的国家民众往往都有种“明君”情节。在法国大革命后，人们迎来了拿破仑；英国在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却又迎来了克伦威尔。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强人政治都是以暴政为结局。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人性自律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健全制度性的自洁，才有所谓长治久安的可能。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国家对于谈论某段历史和人物还都是一种禁忌，但是天总会亮，我们总会看清夜晚看不见的东西。当我们重拾历史苦难的时候，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能感同身受的体味到前人的怆痛，痛定思痛，永不覆辙！

201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