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问题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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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一书后，为学界的苏北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林德•S. 贝尔（Lynda S. Bell）评价此书时说，“韩起澜著就了一本不寻常和非常重要的书。它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移民上海的来自长江以北的不同区域的苏北人，构建19世纪末到现在上海的部族结构……她的付出所换来的结果是……这项细致的富有远见眼光的关于上海的市民阶层、歧视现象、文化构成的研究得以完成。”来自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学者杰瑞•丹纳莱（Jerry Dennerline）对此书的评价是：“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深入阅读的重要著作，是任何对上海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书。” 该书将苏北人界定为一个族群进行系统研究，从对地理、籍贯、方言、生活习惯、认同等方面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北人的身份是由上海的江南精英建构的。苏北人是仅仅存在于上海的一个族群。通过对这个族群的研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苏北人在上海生活的图景，韩起澜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族群内部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
对于上海或者是在苏南工作的苏北人的研究，在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热门的课题。如王树槐所著《江苏淮南盐恳公司的垦殖事业》一文，以张謇1901年首次组建通海垦牧公司为线索，揭示了20世纪初期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美国凯斯西瑞泽大学的伊丽莎白•科尔写的《满洲的市场及其对苏北纺织工业的影响》，以大生纱厂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纺织品市场的结构变化及其对苏北棉纺织产品供应的影响。此外还有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翰•布朗的文章《江苏南部和北部乡村妇女的地位变迁》、王树槐的专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美国坦普尔大学凯西•沃尔克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民的道路》等等。而韩起澜的著作与他们不同的是，她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关注了上海的苏北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境遇，可以说是将苏北研究推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新高度。利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
对于上海人来说，“苏北人”曾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词语，而且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苏北人”的研究都是从这个名词的贬义含义和苏北人在上海遭受歧视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出“苏北人”这一名词以精确、能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究其原因，“苏北人”是由上海人所建构的他者（other）的概念。对每个主体而言，一旦其认可了自己是上海人，那么他身上所没有的特质就可以看作是“苏北人”的特点。苏北人只是一种对于主体（上海人）的异质性的存在。
而从族群内部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地区性、记忆性和心理性乃是构成其的三个要素 。对于苏北人而言，这一称呼的出现和他们在上海所处的经济地位、居住区域、生活习惯、同乡网络、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韩起澜的著作便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韩起澜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是简介，提出研究的目的，第二章是寻找苏北，也就是明确研究范围和对象，第三章是从移民到族群，初步给出苏北移民在上海形成一个族群的脉络，第四���是讨论就业方面折射出的族群问题，也就是苏北人在上海的劳动力市场的生存状况，第五章是族群抗争，讨论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如何形成，第六章是政治偏见对苏北人的影响；第七章是无形的不平等，即苏北人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的生活情况与1949年之前对苏北人的建构的影响；第八章是讨论籍贯认同方面的族群认同度问题。
从此书的结构来看，“苏北人”这一名词的产生源自苏北移民涌入上海的历史事实，而对苏北人这个族群的建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并且是合苏北人与上海人之力完成的。
就苏北人的定义，在徐民华、李霞的文章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其通常和“苏南”相对，指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欠发达地区，比如连云港、淮阴、盐城、徐州、宿迁。与之相对的苏南地区，如苏州、无锡和常州，自清末开始就比苏北地区要富庶，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心中本能的认为苏北就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而富庶的苏南人在进入上海以后，也成为了上海的富商大贾，甚至可以说，上海早期的发展基本就是依靠这些苏南富商的力量，于是苏南人对于苏北人一贯的认识也就被带到了上海人的认识之中，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低下的群体 。
正是由于苏北人本身的贫穷，加之本身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职业培训，使得他们在进入上海以后可以找到的工作以苦力为主。对于苏北人的经济地位和其职业的关系，马俊亚在《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类型》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根据他的研究，当时的苏北移民在上海的工作以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为主， 并且聚居在水道近旁的堤岸，建筑棚户住宅。这使得自诩上海人的人、外国人、社会精英都将“苏北人”作为社会底层的象征 。尽管上海也有大量来自宁波、广东、苏南等地区的移民，但因为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商人，拥有较多的资产，容易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即是是其中的劳动人民，由于其工作多数是裁缝、商贩等一些地域流动性强的职业，使得他们没有形成像苏北人那样大规模的居住群落，所以在他者面对这些群体的时候，上海本地人不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族群概念。所以苏北人的职业、居住区给“苏北人”这个概念增加了肮脏、混乱、底层的意义。
语言对于苏北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苏南、苏北同在一省，却属于两个不同的方言区。苏北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区（又称江淮官话区），苏南和上海都属于吴方言区，其中苏州、上海属于吴方言中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 。江淮官话是北方方言和吴语方言之间的过渡产物，故兼有两者的特点。其元音数目比吴方言要少，接近官话，而辅音数目多，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母以及塞音韵尾，接近吴方言， 使得江淮官话听起来“硬”。在充斥着吴侬软语的上海，这样的声音显得很突兀。
上海人对于沪语的优越感，应该说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上海当时经济发达，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使得上海话成为了一种强势方言， 成为各地人模仿的对象，上海方言中的方言词也在那个时期大量进入了共同语的词汇中，比如大亨、沙发等等。并且，当时上海的电台充斥着沪语播报的节目，这也给人们学习沪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苏北方言作为在上海的弱势群体使用的弱势方言，必然成为了人们疏离的对象。这也给苏北人这个群体增加了为社会所抵触的色彩。
而苏北人的生活方式、处事习惯也和上海人大相径庭，使得他们被社会主流所遗弃。上海人精明而强调独善其身，苏北人身上带有燕赵之地尚武的文化色彩，且常常利用宗亲、地缘关系之便互相帮助。虽然其同乡会势力并不发达，但苏北人内部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且，在苏北人大量涌入上海的时期，正值传教士在上海广泛宣传基督教信仰的时期，上海本地居民中很多人以信基督作为一种时髦，而来自苏北的农民信仰的更多的是民间的宗教。加上很多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而来到上海，使得其本身对于基督教并无好感，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寥寥无几。 而卢汉龙先生关于上海移民的生活的社会学调查中，对这些移民的经济身份，教育程度，婚姻关系，方言掌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 。他的结论是，在上海移民中，苏北移民生活在上海的最底层，其文化和上海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共性也最小。
苏北人职业的相对单一性，居住的相对集中，语言和沪语的较强异质性以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上海人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于是形成了“苏北人”这一形象。而从族群分析的焦点来看，职业的单一性导致的居住相对集中以及来源地的统一，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地区性的族群。而其使用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又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拥有相同历史记忆的族群。加之上海主流社会中的苏南人对苏北人的相对排斥，使得苏北人在心理上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故而使得其内部有相同的心理，促成其构成一个心理性的族群。可以说，苏北人群体正是在地区性族群、记忆性族群、心理性族群交织下的一个产物。而未来对于苏北人群体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未来“苏北人”这一认同的变化，由此对这个族群后期的变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
参考书目：
1、[美]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美]顾德曼著（Bryna Goodman），《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3、卢汉超著，《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段炼、吴敏、子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5、[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
6、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参考论文：
1、邵建：“研究上海苏北人的力作——韩起澜《上海苏北人》评介”，载《史林》，2001年第2期，第104－108页。
2、徐民华、李霞：“近二十年苏北研究的域外视角”，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第193－199页。
3、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类型”一文，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第95－101页。
4、刘镇发、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载《深圳大学学报》，第20卷第4期，第104－109页，2003年7月版。
5、张玲，“战后苏北旅沪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05期，第44－49页。
6、孔祥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第102－107页。
7、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一期，第135－143页。
2006年5月30日
对于上海或者是在苏南工作的苏北人的研究，在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也是一个热门的课题。如王树槐所著《江苏淮南盐恳公司的垦殖事业》一文，以张謇1901年首次组建通海垦牧公司为线索，揭示了20世纪初期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美国凯斯西瑞泽大学的伊丽莎白•科尔写的《满洲的市场及其对苏北纺织工业的影响》，以大生纱厂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纺织品市场的结构变化及其对苏北棉纺织产品供应的影响。此外还有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翰•布朗的文章《江苏南部和北部乡村妇女的地位变迁》、王树槐的专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美国坦普尔大学凯西•沃尔克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民的道路》等等。而韩起澜的著作与他们不同的是，她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关注了上海的苏北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境遇，可以说是将苏北研究推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一个新高度。利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
对于上海人来说，“苏北人”曾经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词语，而且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苏北人”的研究都是从这个名词的贬义含义和苏北人在上海遭受歧视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出“苏北人”这一名词以精确、能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究其原因，“苏北人”是由上海人所建构的他者（other）的概念。对每个主体而言，一旦其认可了自己是上海人，那么他身上所没有的特质就可以看作是“苏北人”的特点。苏北人只是一种对于主体（上海人）的异质性的存在。
而从族群内部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地区性、记忆性和心理性乃是构成其的三个要素 。对于苏北人而言，这一称呼的出现和他们在上海所处的经济地位、居住区域、生活习惯、同乡网络、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韩起澜的著作便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给苏北人这一族群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韩起澜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章是简介，提出研究的目的，第二章是寻找苏北，也就是明确研究范围和对象，第三章是从移民到族群，初步给出苏北移民在上海形成一个族群的脉络，第四���是讨论就业方面折射出的族群问题，也就是苏北人在上海的劳动力市场的生存状况，第五章是族群抗争，讨论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如何形成，第六章是政治偏见对苏北人的影响；第七章是无形的不平等，即苏北人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的生活情况与1949年之前对苏北人的建构的影响；第八章是讨论籍贯认同方面的族群认同度问题。
从此书的结构来看，“苏北人”这一名词的产生源自苏北移民涌入上海的历史事实，而对苏北人这个族群的建构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并且是合苏北人与上海人之力完成的。
就苏北人的定义，在徐民华、李霞的文章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其通常和“苏南”相对，指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地区，尤其是其中的欠发达地区，比如连云港、淮阴、盐城、徐州、宿迁。与之相对的苏南地区，如苏州、无锡和常州，自清末开始就比苏北地区要富庶，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心中本能的认为苏北就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而富庶的苏南人在进入上海以后，也成为了上海的富商大贾，甚至可以说，上海早期的发展基本就是依靠这些苏南富商的力量，于是苏南人对于苏北人一贯的认识也就被带到了上海人的认识之中，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低下的群体 。
正是由于苏北人本身的贫穷，加之本身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职业培训，使得他们在进入上海以后可以找到的工作以苦力为主。对于苏北人的经济地位和其职业的关系，马俊亚在《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类型》一文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根据他的研究，当时的苏北移民在上海的工作以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为主， 并且聚居在水道近旁的堤岸，建筑棚户住宅。这使得自诩上海人的人、外国人、社会精英都将“苏北人”作为社会底层的象征 。尽管上海也有大量来自宁波、广东、苏南等地区的移民，但因为他们的职业主要是商人，拥有较多的资产，容易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即是是其中的劳动人民，由于其工作多数是裁缝、商贩等一些地域流动性强的职业，使得他们没有形成像苏北人那样大规模的居住群落，所以在他者面对这些群体的时候，上海本地人不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族群概念。所以苏北人的职业、居住区给“苏北人”这个概念增加了肮脏、混乱、底层的意义。
语言对于苏北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苏南、苏北同在一省，却属于两个不同的方言区。苏北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区（又称江淮官话区），苏南和上海都属于吴方言区，其中苏州、上海属于吴方言中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 。江淮官话是北方方言和吴语方言之间的过渡产物，故兼有两者的特点。其元音数目比吴方言要少，接近官话，而辅音数目多，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母以及塞音韵尾，接近吴方言， 使得江淮官话听起来“硬”。在充斥着吴侬软语的上海，这样的声音显得很突兀。
上海人对于沪语的优越感，应该说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上海当时经济发达，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使得上海话成为了一种强势方言， 成为各地人模仿的对象，上海方言中的方言词也在那个时期大量进入了共同语的词汇中，比如大亨、沙发等等。并且，当时上海的电台充斥着沪语播报的节目，这也给人们学习沪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苏北方言作为在上海的弱势群体使用的弱势方言，必然成为了人们疏离的对象。这也给苏北人这个群体增加了为社会所抵触的色彩。
而苏北人的生活方式、处事习惯也和上海人大相径庭，使得他们被社会主流所遗弃。上海人精明而强调独善其身，苏北人身上带有燕赵之地尚武的文化色彩，且常常利用宗亲、地缘关系之便互相帮助。虽然其同乡会势力并不发达，但苏北人内部有很强的凝聚力 。而且，在苏北人大量涌入上海的时期，正值传教士在上海广泛宣传基督教信仰的时期，上海本地居民中很多人以信基督作为一种时髦，而来自苏北的农民信仰的更多的是民间的宗教。加上很多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而来到上海，使得其本身对于基督教并无好感，参与教会活动的人寥寥无几。 而卢汉龙先生关于上海移民的生活的社会学调查中，对这些移民的经济身份，教育程度，婚姻关系，方言掌握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 。他的结论是，在上海移民中，苏北移民生活在上海的最底层，其文化和上海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共性也最小。
苏北人职业的相对单一性，居住的相对集中，语言和沪语的较强异质性以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上海人将苏北人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于是形成了“苏北人”这一形象。而从族群分析的焦点来看，职业的单一性导致的居住相对集中以及来源地的统一，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地区性的族群。而其使用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又使得苏北人容易形成拥有相同历史记忆的族群。加之上海主流社会中的苏南人对苏北人的相对排斥，使得苏北人在心理上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抑，故而使得其内部有相同的心理，促成其构成一个心理性的族群。可以说，苏北人群体正是在地区性族群、记忆性族群、心理性族群交织下的一个产物。而未来对于苏北人群体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未来“苏北人”这一认同的变化，由此对这个族群后期的变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
参考书目：
1、[美] 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美]顾德曼著（Bryna Goodman），《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3、卢汉超著，《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段炼、吴敏、子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5、[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判者》，三联书店，2002年11月版。
6、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参考论文：
1、邵建：“研究上海苏北人的力作——韩起澜《上海苏北人》评介”，载《史林》，2001年第2期，第104－108页。
2、徐民华、李霞：“近二十年苏北研究的域外视角”，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第193－199页。
3、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类型”一文，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第95－101页。
4、刘镇发、李如龙，“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载《深圳大学学报》，第20卷第4期，第104－109页，2003年7月版。
5、张玲，“战后苏北旅沪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05期，第44－49页。
6、孔祥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第102－107页。
7、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一期，第135－143页。
2006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