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摘录

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之称为“治疗”。
需要阐明的是，原本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女性解放都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
男性的背叛应当有着必然的理由。如果不能阐明这一问题，而仅仅享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理想的话，那么就只能沦落于强烈要求公正之实现，或是向既得利益者乞求施舍。
解放的理论缺乏解放的思想，只能回到启蒙思想或社会运动实践中去。...“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这就是近代主义女权主义者常陷入的“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而掩埋在“进步的理想”与“落后的现实”之间的正是以启蒙为名的、徒劳无功的“西西弗斯式劳动”。
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之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将某种事态看作自然，就是对其置之不理。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的唯物主义分析。因此，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之解放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
因此，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的意识而达到的。而是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

父权制下的性统治不仅存在于一对男女关系中，它也存在于家族集团中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之间。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成为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虽说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不进入一夫一妻制关系( 通过单身或离婚等方式)就能从性统治下逃脱。因为作为制度的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式的渗透，且与其他社会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能逃脱一夫一妻制这种直接的性统治，她也不得不面对各种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性统治。
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深化。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因为指出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在工业化愈发成熟的社会中，这最终必然会提升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期待孩子成为高收益且高质量的劳动者。教育在当下则是“在世代间财富转移”的主要表现。
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
父权制资本主义需要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性变成部分再生产者。而依靠高科技的高度资本主义则需要受教育的劳动者。而这种“受教育劳动者”的教育费用无非是由女性来负担的（本应由受益者负担！），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第十章
她指出的对象正是那些怀抱嗷嗷待哺婴儿的女性，只有职场才是最能喘口气的地方。因为有职场上的临时修整才能让自己接着投入繁重的育儿工作之中。
——第十一章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之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第十一章
日本的资本主义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这种不彻底的形式支撑着父权制。我认为这表现在它对再生产品质管理（QC）思想所发挥的作用上。日本式家庭制度虽然没有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女人提出很多要求，但它要求女人作为母亲要自我奉献，而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核心之所在。在核心家庭化和低生育的进程中，女人作为母亲的角色反而被逐渐强化了。让女人成为再生产者，这种思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逐渐被推进至极限，而这正是近代父权制所设下的圈套。
——第十二章
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
——第十三章